关于元氏墓志：公元386年，鲜卑贵族拓跋珪建立政权，初称“代”，后称“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又南迁都城于古都洛阳，大规模推行激进彻底的鲜卑汉化政策。接受汉人同化，改汉姓、着汉服、讲汉话、习汉文、行汉制，胡汉文化逐步融合。率先改“拓跋氏”为“元氏”，作为北魏皇家姓氏，成了国姓。元氏墓志作为帝胄权贵专利，数量庞大，刊刻考究，超越前代。墓志形制完备，下为志底，上为盝盖，盖镌名号，底刻志文，摞在一起称作“一合”。志文分成“志”与“铭”两部分，合称墓志铭。
王羲之是东晋时期书风变革的代表人物之一。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称其“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又云：“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他于行书的变化在于用笔及结体不同古法。我们拿传世王羲之书迹幕本《兰亭序》、《丧乱帖》等，与元氏墓志的拓片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两者在用笔、结字和书写气韵等方面有着相同之处。虽然一个是墨迹，另一个是拓本，但由于王的书帖是幕本，不免下真迹一等，元氏墓志却保存完好，精拓之下无异于写稿，因此两者可作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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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笔的化用
通过对两者进行笔画的比较，墓志书法的楷书用笔化用了王羲之行书的笔法。下面以《元倪墓志》为例，把它与《兰亭序》等王羲之书帖进行用笔的比较。(见表一)
墓志的用笔在于方笔为主，所作长横皆露锋仰管，上倾行而回锋收笔。竖画起笔皆下俯出锋，或逆入折笔带出笔锋向下竖写，颇类王羲之行书的竖画。点画起、行、收处用笔的提按转换法度严谨，一丝不苟，单个出现的点均以侧取势，组合的点则气势连贯，相互呼应。
撇一因大都起笔较重，直送到底，有的嘎然而止，形尽而意无穷，在《元倪墓志》中，“领”字左旁下撇:有的则循渐而就，意味深远，如“尉”字，“大”字等.有的则收笔上挑，与起笔下俯相应，出以圆状，如“使”字。捺画则出笔酣畅、流利，形状舒展，使通篇墓志增添潇洒活泼之态，如“之”、“爱”、“退”等字。横折处瞥停顿，换笔痕迹明显，一改含蓄内敛之态，方直遒劲。通观《元倪墓志》的用笔，变化多方，真可谓:“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秒，一点之内殊毗挫于毫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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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字的取法
元氏墓志笔画多棱角，虽然其中有镌刻因素的参与，但讲究锋井的这些特征都可以在二王的行草书里找到根源，有些在结字方面亦规模仿佛。隶书结构扁方，楷书形成之初结构亦较平正，而二王行书的结构形式变化丰富，元氏墓志书法在学习笔法的同时，也自然地受到结构的影响，因此墓志书法中楷书的结构变化亦较丰富，姿态优美，有时字中的笔画甚至不受方格线的束缚而延伸至外。如表二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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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致的迁移
王羲之行书开一代风气之先，南朝谢赫在论及绘画时有“气韵生动”之说，正可用来做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注脚。元氏墓志楷书对王的的行书在用笔和结字方面的借用过程中，将王书的神韵潜移过来，从而使楷书的面貌变得鲜活起来。主要表现在改变笔画、斜画紧结和顾盼呼应三个方面，不唯笔画爽利、字形优美，兼有气势的灵韵洒脱，有着较高的审美境界。
1、灵活多变的笔画：笔画的灵活多变主要表现在省减、变动笔画方面，省减笔画、变动笔画位置的现象在王行书中较为普遍，这种现象同时也可见于墓志书法中。
王羲之兰亭序局部
2、 斜画紧结的体势：王羲之的行书在当时是书风一变，主要特征便是横画斜度的加大，《丧乱帖》、《兰亭序》等字帖中的字都明显地左低右高，以歌侧之势获得峻峭、超拔之态。墓志书法的楷书照此取法，斜势分明。这样的取势最大限度地展示了楷书天真、自然之美，与成熟的汉隶和圆融的晋楷构成了较大的视觉审美差异。
3、笔画之间的顾盼呼应：行书中笔一因的呼应表现在前后笔画书写之间有迹可察的联系，即以一种绵延的萦带来表达连贯的意。而墓志书法对这种连贯更多的是“意”的呼应，而非“形”的沟通，有时适当地表现为附钩游丝。
董美人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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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草的影响
楷书形成之初，本身也受到章草的影响。
隶变之后，书写变得较为快捷，一方面逐渐出现了行书的面貌，另一方面楷书的点画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形式。早在东晋时，“王逸少与从弟洽，变章草为今草，韵媚流转，大行于世”。到了南、北朝对峙时期，王羲之在书法艺术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北魏政权汉化之时，正是王羲之引领一代书风的同时，南、北两方面同学二王，对北魏贵族及士人阶层的书法学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造就了北魏墓志楷书的特定风格。
从用笔方面可看出，元氏墓志的楷书用笔多作顺势人笔，起笔时，多用露锋，收笔时多用放锋，有时甚至让笔锋自然停驻，不作提按;在笔画的转折处，多用顺势带过;出钩时，转笔即作放锋。王羲之的行书用笔对楷书的影响从南北朝开始，历隋、唐至宋、元，在整个楷书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承接的关系。隋朝的《董美人墓志》，初唐四家的楷书，《等慈寺碑》、《王居士砖塔铭》以及颜真卿的《多宝塔碑》等，宋代苏轼的楷书直到元代赵孟頫的楷书，元氏墓志书法可谓开启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