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王安石,把官员对待物质财富的态度分为上、中、下三等——“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出中人而下者,虽泰而不失为小人。惟中人不然,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三者的比例不是很对称,两头的人数要远远大于中间,即能够不为物质利益所动的人是极少数的。
史书上记载,洪武三十一年(1398),勤政廉洁的官员有30余人;自永乐始,官吏薪俸折色渐惨,实际收入大大下降,贪愈多,廉愈少,永乐至宣德三十几年间,名垂青史的廉吏只有六七十人;正统到嘉靖130余年中只有10余人。明代所有廉吏,几乎全在正统以前。正统之后,只有3人(《明史?循吏传》)。比如苏州才人姚叔闻、王谔二人,曾以实学见重于朝廷,后因禄薄酷取民财,成为贪官。许许多多的事实都在表明,低俸正成为加速推动明代官员贪污受贿进程的最大祸首;但大多数皇帝却像在做梦一样,一直浑浑噩噩,或是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或是注意到了但不屑于费力去理睬。
早期朱元璋倒是注意过,在官吏初上任时,总是根据其官职发给一定的安家费,希冀养廉,可谓用心良苦。但他宁愿给小恩小惠,却绝不轻易提高官员工资,偶有提高又旋即锐减,并基本保持不再改变,不从制度上去大刀阔斧地做根本性的改革,减少积弊和防微杜渐。许多官员在增加俸禄上都提出过良好的建议,均未被采用,导致的结果就是离吏治的目标越来越远。
在中国历代社会里,严守品格操守而毫不贪污的人都是很少的心为公的正直官员只能是凤毛麟角。人们的思想觉悟、认识程度与生活水平和经济状况紧密相连,当个人需要与经济收入之间发生尖锐矛盾时,一些意志品质薄弱的人很容易在金钱面前腐败堕落,再加上社会环境的影响或纵容,当俸禄低得不能符合现实的需要时,官员队伍整体为朝廷和庶民服务的诚实度和透明度也就必然大为降低,一贪再贪就成为不争的事实,想保持一个廉洁清明的政府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再者,官僚政治给做官的人提供了很多涉及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特权,多少人生科举所希望的,正是取得这种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如果为官始终是极其贫穷,或者退休以后还衣食堪忧、囊中羞涩,那不是白做了一回官吗?谁愿意一辈子过清淡寡味的生活?
早在宋代,按照社会的实际物价与官员消费折算比较,就已经可以知道,绝大多数官员都有额外的收入渠道来满足生活。以明代官俸之低,上述情形之发生就更是不可避免不足为奇的了。
朱元璋曾大力表彰廉吏,造成了强大舆论压力,社会风气一时逼人;但明代政府最终仍在这个问题上跌了大跟头,却是值得人们深刻分析和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