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十二日，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明军大营。
刚经历了第五次北征的朱棣，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
纵观此生，他五征漠北，郑和六下西洋，无一不是影响大明国运乃至中国历史的大事件。
但此时的他，心里却仍残存着遗憾。他拼尽全力留下最后五个字：“夏原吉爱吾！”
三天后，朱棣的死讯传回紫禁城，坐镇京师的，正是“胖瘸太子”朱高炽。
再也不用活在父皇的阴影下了，朱高炽感到了一丝轻松。
但长期监国的经验告诉他，此时还不是该放松的时候，他的兄弟们也在盯着后永乐时代大明至尊的宝座。
而现在，能救他的，大概也就只有父皇口中的夏原吉了。
其实在22年前，他是建文皇帝的“后勤部长”——大明户部右侍郎。
此时，他职责是为大明“正规军”筹措钱粮，提供保障，维持国家财政收支平衡。
若不是建文帝坚持“削藩”，起用“草包将军”李景隆讨伐燕王朱棣，致使大明军队惨败。也许他会在建文朝发光发热，开启大明“建文盛世”。
但历史没有假设，自从第一次与朱棣“零距离”接触，他的命运就悄然改变了。
那是建文四年六月十三，大明皇宫燃起熊熊烈火，皇帝早已不知所踪。南京城最后一道城门——金川门被打开，“胜利者”的朱棣率领手下大军“回家”了。
作为曾经的造反派，朱棣进城后第一件事自然就是处理掉那些当初支持建文皇帝“削藩”的大臣，诸如，黄子澄、齐泰之流，通通身死族灭。
而作为建文帝的“后勤部长”，南京城破之时，夏原吉却在户部埋头苦算战争损失和抵御燕军的城防用度，丝毫没有被外界的杀伐之声所扰乱。
直到被搜捕的士兵发现，将其捆绑带到朱棣面前。
当敌军主帅朱棣站在自己面前时，或许夏原吉也曾想过自己即将大祸临头。
但这位以胜利者姿态进入南京城的新皇帝，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夏原吉的表情。
此时，早已被屠戮的血腥之气模糊了双眼的他，表现得异常愤怒。
正欲对夏原吉下狠手时，这位“建文旧臣”却为工作提出了求情。
他说，自己本来就该死，但是手头上的账目没有厘清，能否再借他三日？
朱棣一愣，怎么，这个时候还有大臣愿意舍生忘死地工作？
这夏原吉该不是脑子“瓦特”了吧。
可是当他听到身边同为“建文旧臣”、“变节者”的兵部尚书茹瑺说他在“靖难”之役中替建文帝出力甚多，朱棣瞬间明白，这就是个为了国家不要命的大臣。
当即下令释放夏原吉，并邀他担任新朝的官员，继续留在户部效力。
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个中缘由，但据相关研究学者表示，朱棣和夏原吉之间应该有过一次对话。
就是这次谈话改变了夏原吉对朱棣的看法。专家称，儒家尊崇的是“道不同，不相为谋，道同则可相与谋。”道，是他们最终达成合作的基础。
也就是说在这次的谈话中，夏原吉与朱棣产生了对彼此的信任。
永乐元年，浙西再次发大水。
这里历来都是大明赋税的重要来源，以往朝廷屡次派人去抗洪救灾，效果都不好。
而如今新朝刚刚建立，天下目光皆聚焦于这次灾难，朝廷准备怎么处理？身为皇帝的朱棣如何不清楚？
在这个节骨眼上，朱棣想到了“建文旧臣”夏原吉，不知他是否值得自己的信任？
接到命令的夏原吉即刻出发，治水期间，他常常日夜思考如何更好地消除水患。
因此，在疏浚工程现场，经常能看到一个身穿布衣的官员徒步往返住所，即使天气炎热也一如既往。
当时的人多有不解，他却说：“如今因为洪水的影响，百姓们都很辛苦，我作为负责疏浚洪灾的官员，又怎能贪图安逸呢？”
通过实地考察，他向皇上提出了遵循古时候夏禹治水的方法，导三江入海，疏通吴淞江下游、连接太湖水系，然后建立水闸，按照汛情变化决定开合闸门。
不出意外，皇上同意了。
随后，他又带着军民分别疏浚了白茆塘、刘家河、大黄浦等地，一举根治了为害大明多年的江南水患。
使这块帝国赋税重地重新焕发生机，为即将到来的“永乐盛世”提供坚实经济基础。
这些都被朱棣的亲信“黑衣宰相”姚广孝看在眼里，他向朱棣盛赞：“原吉真有上古仁德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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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原吉治水的成功，一方面说明了他自身为官的才能，证明了当初朱棣的选择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由于他成功地为朱棣解决了登位后的第一个大考验，因此治水归来后不久，他接到命令，出任户部尚书，总揽大明帝国财政事务。
掌管天下财富，岂是易事。特别是刚刚经历过“靖难”战火的大明。
国库的钱粮是有限的，小到给官员发工资、修缮宫殿，大到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对外打仗都要由户部保障。
稍有差池，便是掉脑袋的事。
而上位后的朱棣，偏又是个需要用丰功伟绩来证明自己的君主。
这些年永乐下旨编修永乐大典、六下西洋、五征漠北、攻安南、修紫禁城、通运河...
哪一项，都是“烧钱”的大项目，况且国家刚刚遭遇四年的战争，百废待兴，能正常维持帝国日常开支就很了不起了，哪还有余钱去完成皇帝的理想？
而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年间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折合成粮食大概在200多万石，郑和下西洋造宝船就需要花费20万石粮食，相当于国库一年十分之一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