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颁布《三经新义》，王安石还着手改革科举选材之法。唐代科举，虽有明经、进士二科，然长期以来，更重进士科，看重以诗赋取功名，这一方面使得唐代文风极盛，另一方面，儒家学说因当时的科举文化而受到轻视。
王安石主政后，一改此风气，强调科举考试，以策论为主，即阐释经书当中的义理，并以此为标准，来纵论当代各种政事之得失。他希望借此能营造务实的学风，使士子致力于经世致用。
同时，他希望重拾官学的地位，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体系，执行严格细致的升黜标准，以此发掘有真才实学的年轻士人。
王安石改革科举最重要的目的便是通过学校教育统一士人思想，为其变法提供人才支持。他曾经批评当时的士林“学术不一，一人一议，十人十议，朝廷欲有所为，议论纷然，莫肯承听"，让官员们“一道德"，当然可以减轻变法阻力。
《三经新义》成为官学教科书后，“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各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诸生一切以王氏经为师"。从此到北宋灭亡的近60年中，“王学"基本上统治了当时的思想界，成为北宋后期最有影响力的学派。
在新党的追捧之下，王安石在儒家的地位直追颜回、孟子，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追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位于孟子之次。王安石之子王雩也被送进孔庙从祀。处处逐利之思
然在批评者的眼中，在传统儒学的体系中，儒者不当多言谋利之事，而《周官新义》则处处逐利之思。
譬如，王安石希冀推行青苗法，将常平仓、广惠仓的储粮折算为本钱，以一定的利率贷给农民与手工业者，以缓和民间高利贷盘剥的现象，同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便以《地官司陡，泉府》为理论依据。
他说：“周朝设置泉府这一官职，目的在于摧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只有桑宏羊、刘晏粗合此意。现在的学者不能理解先王法意，更认为人主不应当与民争利，其实谬误。
现在我们要理财，就应当效法泉府之法，以收利权。
此言一出便成为众矢之的，众人皆谓王安石名为解经术，实为谬托圣贤之名，行敛民财之实。与其生活在同一时期的韩琦便惊呼道：“现在放青苗钱，每年春天贷十千，半年之内使借贷者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终又让他们纳利二千。这样一来，借贷者不论远近，每年都要出四干利息。据《周礼》所载，偏远之地，只需要出息二干，现在青苗法所取的利息，已经超过《周礼》一倍了！”
这一批评之言确实切中了青苗法的要害。田税已重，而又强贷与民，外加其他苛捐杂税，确实伤农太深。
后世学者如元人马端临、清人鄂尔泰也都对荆公之说加以抨击驳斥。细辨诸多反对之声，或许还是《四库》馆臣的意见较为中肯，他们认为：“王安石的本意在于，借《周礼》为行富强之法造势，然而又惧怕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排击。于是附会经义，以抑儒者之口。"
其实王安石作《周官新义》，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对其“托古改制”精神的评价也是不尽相同的。而于荆公新学与新法的评价亦是如此，或毁誉，或褒扬，至为纷纭，莫衷一是。
南宋时人，感怀于亡国的切肤之痛，更以为新法误国。与荆公新学对立的理学更借此机会打压新学以抬升自身流派的地位。首先公开攻击荆公新学的是程门弟子杨时。孝宗时大理学家张械则更进一步要将新学斩草除根，他说：“（左）传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正误国之罪，推原安石，所谓芟其本根者，绍兴诏书有曰：荆舒祸本，可不惩乎！大哉王言也。”
而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则更将王安石新学斥为“于学不正””杂糅佛道”的异端邪说。宋代儒学的经世一面日渐衰退
新法的功过在历史的沉淀中自会得以呈现。
在新法的各项措施中，科举改革、保甲法、保马法得到了较多的肯定。
明人于慎行就说：“保甲之法，也就是今天我们实行的坊保之法，保马之法也就是今天的种马法，均税之法，也就是今之税粮法，凡此行数百年而未见其弊端。而以经义论策代替辞赋之法来取士，也着实可行。”
在这样的认知下，于氏最后以这样一言评价了荆公之法：“永为后法则，其所行岂尽非哉。”
王夫之也以为：
“荆公新法，危害深重者，如青苗、方田、均输、手宴、市易，皆存不久之后渐罢。而“至元祜废之不能废，迄至于今，有名实相仍，行之不革者，经义也、保甲也。有名异而实同者，免役也、保马也。”
清人蒋士铨存《读宋人论新法札子》中也说：“后来十九遵遗法，功罪如何请思量。”
这样的评价或许更为公允，也更为温存。
然另一方面，自南宋以来，王安石其人及其学说。常常被视为导致北宋覆亡的祸酋，他的著作遭到严厉的查禁，以至于今日难以重现荆公新学的全貌。
同一时期，随着理学进一步兴盛，王安石被理学家视为学养不足，即存“内圣”之学方方面心得甚少，以至于在政治实践上谬误甚多。
正如史家刘子健所言。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宋代儒学的经世一而日渐衰退，强调内心修养的性理之学更为人所青睐，由此，“中国走向内存”。
但即便如此，也绝非无人对王安石有所称颂，他的江西老乡陆九渊就颇为肯定王安石在政治上的作为。到了清代，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一书中，通过梳理考证王安石的生平事迹，对他的变法主张称誉有加。
王安石曾言“丹青难写是精神”，但他的生平与思想，却在不同时代里，时常成为不同人们所向往并论述的对象。
诚如荆公变法时的三句广为人知的口号所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作为改革家的王安石在谋求经世之道的时候，大抵也不甚畏惧世人和后人的评述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