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基本陈列以“青铜铸文明”为主题，荟萃了宝鸡地区出土的青铜器1500多件。
“中国”二字最早见于宝鸡市出土的青铜器何尊。
游客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参观。
何尊底部绘制的铭文。
杨家村窖藏出土的27件青铜器，件件有铭文，总字数达4000多字。图为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复原的杨家村窖藏。
云雷纹是青铜器上最常见的几何纹饰，基本特征是以连续回旋形构成的几何图形。
8月5日20时，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正在经历一场“博物馆奇妙夜”。夜幕之下，仍有不少游客造访此地。“夜游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感觉真的很棒。”来自山西省的游客刘凯赞叹，“我早就听说宝鸡市是‘青铜器之乡’，今日一见，名不虚传。”
宝鸡作为西周王朝的发祥地，见证了中国青铜文明的顶峰时期。宝鸡境内出土青铜器的数量之多、历史之久，均居全国之首。正如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所说：“世界上凡是有博物馆的地方就有宝鸡青铜器。”
因此，宝鸡也成了源远流长的青铜器文化的故乡。每一尊静默千年的青铜器，背后都有一段只属于自己的过往。它们用身上的铭文，向后世讲述先民们的故事、传达祖先架构社会的理念。
千年已逝，回响犹在。
1 “鸣钟”“食鼎”传奇多
“古代的青铜器种类很多，在西周和西周之前，以礼器、乐器为大宗，其中，礼器以鼎居多，乐器以钟为最，于是前人便将钟鼎作为各种青铜器的总称。这些都是先秦时期贵族们使用的器具。”8月29日，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讲解员史琳向游客介绍，“成语‘钟鸣鼎食’就是来源于此……”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里的诸多青铜器之中，最有“分量”的当数何尊。“何以为尊，我有中国。”“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何尊的铭文上。穿破历史的重重迷雾，何尊向世人倾诉着周王朝的威仪和过往。铭文共122字，记述了周成王在洛阳修建东都成周的历史。现在，何尊已经成为禁止出国展览的“镇国之宝”。
一点“灵光”和属于历史的侥幸，引导我们与何尊相见。1963年6月，宝鸡农民陈堆在祖屋后的土崖上看到亮光，用小镢头刨出来一件青铜器。这件默默无闻的古董被当成“破烂”险些熔成铁水。几经辗转，两年后，何尊与宝鸡市博物馆干部佟太放在废品收购站邂逅。最终，何尊被宝鸡市博物馆以30元的价格购入，成了宝鸡市博物馆1958年成立后收藏的第一件青铜器。
之后，随着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在宝鸡地区展开，大批青铜器相继出土。这些青铜器就像穿过浩瀚历史长河的明灯，照亮我们来时的路。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老先生曾说：“中国青铜器研究中的一系列大问题都可以通过宝鸡青铜器得到解决的钥匙。”
2012年，宝鸡石鼓山出土了数十件青铜器。耄耋之年的李学勤闻讯赶来，看完新出土的青铜器，兴奋不已、大笑连连。他说：“宝鸡的确无愧于‘青铜器之乡’的美誉。何尊尊底那100多字的铭文印证了《史记》所载营建洛邑的史实；逨盘的长篇铭文记载了单氏家族8代辅佐西周12代周王的功绩，第一次印证了《史记·周本纪》所记西周诸王名号……每一次都能让人欣喜若狂。”
出土文物和史书的记载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是我国历史学研究的学术正流。李学勤长期负责我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他而言，宝鸡青铜器的发现，为研究商末周初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对认识商周时代有很重要的实证价值。青铜器铭文与史记记载的每一次吻合，都在将中华文明的来路远溯一步。
据不完全统计，宝鸡出土的青铜器已达2万多件，仅馆藏就达1.5万多件，约占陕西省青铜器馆藏数量的三分之二。宝鸡的青铜器，并不只存在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里。我国著名的“四大国宝”(毛公鼎、大盂鼎、虢季子白盘、散氏盘)和“海内三宝”(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均出土于宝鸡。
2 镌刻千年的“德”与“礼”
7月26日，西安交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研学团来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开展研学活动。同学小王听着讲解员的讲解，在本子上记下这样一件趣事：“到了西周时期，‘德’字才有了心字底。”
“德”字的变化同样发生在何尊之上。“西周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人类理性精神的大觉醒，周人开始摆脱神权的控制，获得人为人文理性。”宝鸡文理学院政法学院教师冯盛国说，“这些概念主要是通过‘德’这一观念实现的，在周人精神世界里为‘明德’。”
周人恪守的道德，被镌刻在青铜器之上，教化世人。岐山县博物馆里藏着一件旅仲簋。它的内底铸有铭文17字(其中重文2字)：“旅中作誖宝簋，其萭年子子孙孙永用享孝。”这件青铜器寄托了旅中(仲)美好的愿望——希望子孙恪守孝道。
冯盛国在整理了143篇青铜器铭文后发现，宝鸡青铜器铭文包括的道德相关内容非常丰富，有爱国主义、尊重自然、忧患思想、简朴思想和孝道观念等。2000多年前的周人对人与自然的思考，筑牢了中华民族的美德之基。
因此，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成了当地很多中小学德育课的课外课堂。“我喜欢带我的学生们来这里，来体会最‘原汁原味’的‘仁义礼智信’。”宝鸡中学历史老师沈佳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