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拉斯海马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集中于朱尔法古港遗址。从早期欧美、日本考古队的发掘、调查得知，该遗址是一座兴起于14世纪的海滨港口聚落，包含有清真寺、防御工事、环壕等公共设施。古港由阿尔马塔夫、阿尔努杜德两岛组成，两岛西临波斯湾，东侧为一弯潟湖，成为天然的驳船埠头。潟湖如今已经淤积填满，两岛与大陆连成一片。其中，上世纪90年代，阿尔马塔夫约28万平方米的面积设立为考古遗产保护区。南部阿尔努杜德未被列入保护区，尚保留有7万4千平方米海滨沙地，受到城市发展建设的严重影响。因此，首次试掘地点定为阿尔努杜德遗址内最高的一处沙丘。尽管这次发掘并未发现建筑类遗址，但是完整揭露了该沙丘的地层堆积，发现至少两处人类活动踩踏面。此次发掘出土了元代青花瓷残片和福建地区生产的青白瓷残片。这一发现超出了原本对阿尔努杜德遗址作为朱尔法古港外缘地区的设想：说明该遗址人类聚居的发展至少不晚于古港中心区域，即14世纪已经初具规模。
2019年11月至12月，在朱尔法古港遗址的阿尔玛塔夫保护区开展了第二个发掘季度，分别在保护区的南区、北区各揭露遗址面积51平方米和113平方米。
南区发掘地点选择在1990年法国考古队曾经发掘过的堡垒遗迹沙丘西侧，靠近海滨潟湖一侧。沙丘顶部尚保留20世纪初建造的石砌堡垒遗迹。以正方向象限布方，分别在I区（象限）、III区（象限）进行发掘。
南I区地势呈东南高、西北低的缓坡状，共布设3×3平方米探方6个，揭露地层堆积平均深度约0.20—0.30米，可划分为4层，未见遗迹。地层堆积中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陶瓷器残件，仍以当地产朱尔法夹砂红陶和灰陶器为大宗，其次为西亚地区产的孔雀绿釉陶、釉下绘熔块胎陶、酱釉陶器等，远东地区中国产瓷器有青瓷、青花瓷、白瓷盘碗类残件，以明晚期至清代景德镇窑产品为主，另有少量泰国产青瓷。此外，还发现有玻璃器残片，锈蚀严重的铜币残片，以及铁炮口。
南III区地势呈现东向西降低的缓坡状，共布设5×5平方米探方2个。其中探方T0101西部开掘的探沟内共揭露地层堆积11层，发现有灰坑、土坑灶及石砌墙基三类遗迹，其中灶坑内发现有炭灰等用火遗迹。出土遗物仍以朱尔法夹砂红陶和灰陶器为主，器型有罐、壶等类。次为西亚产孔雀绿釉陶、釉下绘熔块胎陶及酱釉陶。中国及东南亚地区产瓷器有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花瓷、白瓷、青白瓷及红绿彩瓷，广东福建地区产酱釉粗瓷等，泰国产青瓷、青花瓷等。其中，中国产瓷器年代以明代中后期至清中期为主。
根据该探沟目前地层堆积中出土中国产瓷器的年代分析，该区最早阶段属明晚期，从该地区的历史背景看属16世纪末至17世纪的葡占时期。
北区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朱尔法城镇边缘地带，因此从未开展过考古工作。我们在地面踏查中，采集到明代初期景德镇官窑青花瓷标本，并发现一处石砌墙基及一处完整陶罐窖藏，故选取遗迹所在沙丘布设5×5平方米探方6个。发掘共揭露地层堆积6层，发掘至距地表深约0.45米处，发现了较为丰富的遗迹，包括灶、烤炉、灰坑、柱洞及墙壁遗迹等2处。这些遗迹展现了进入现代化以前当地传统的生活方式。
截至目前整理，此区共出土了近9000件遗物，其中90%以上为朱尔法陶，出土了一件完整的朱尔法夹砂红陶罐，小口，圆腹，敛足，凸底；西亚釉陶仍为孔雀绿釉陶和熔块胎陶；中国及东南亚地区产的瓷器有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花瓷、白瓷4件、青白瓷及广东地区产酱釉粗瓷等；另有泰国产青瓷。中国产的瓷器年代以明中晚期至清代为主。此外，还出土有较多玻璃手镯，其中一座灰坑中出土了一件侈口、细颈、圆形扁腹玻璃瓶。
经探查，阿尔马塔夫北区地层堆积深厚，遗迹丰富，初步推断是一处人类频繁活动、延续时间较长的聚落，参照中国瓷器的年代分析该区亦与南区一样，至少存在一个16—17世纪葡占时期的人类活动层。
在发掘的同时，以中国大遗址调查的理念，充分考虑遗址内部的分区和遗物所在区域遗迹性质的特点，我们对遗址保护区内进行了区域系统调查，发现了大量有价值的线索。其中，首次发现了明洪武—永乐年间的官样龙泉青瓷，通过便携式X射线荧光能谱仪的成分检测，发现其与故宫博物院馆藏青瓷及龙泉枫洞岩遗址出土瓷器相同，或可证实在明洪武—永乐时期中国与该地区有着官方的联系。
3、融入世界的中国考古学
从目前两次发掘的情况可见，拉斯海马地区除本地拥有繁荣的制陶业之外，外来陶瓷品种也十分丰富：除了丰富的中国陶瓷，还有西亚伊拉克、伊朗等地生产的釉陶器，东南亚地区生产的青瓷等外销产品。四方货物汇聚于此，有力地说明了朱尔法古港在古代海洋贸易上的重要地位。其中明早期御窑瓷器的发现引人注目。众所周知，明代御窑的生产、运输、使用各个层面的管理都十分严密。在景德镇御窑厂考古发现了多个成品集体打碎、掩埋坑，在故宫博物院内也发现了多处损毁瓷器掩埋坑。两者说明，明代御窑体系从生产始端到使用过程和废损后处理的末端都完全处于官方的严密监督下，严禁流入民间市场。那么，朱尔法遗址出现明初官窑瓷器的渠道只有一条，即明代政府的赏赉。郑和下西洋便是明早期御窑瓷器来到朱尔法地区的途径之一。
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先后七次通使西洋。第三次出使，郑和舰队初次抵达忽鲁谟斯王国，此后每次通使西洋其舰队必达于此。翻阅明代史料我们也可以看到诸多对于忽鲁谟斯王国风土人情的介绍。其中以马欢的《瀛涯胜览》和费信的《星槎胜览》最为可信。此二人皆为通事，著录内容为随郑和下西洋时所见所闻。《瀛涯胜览》中“忽鲁谟斯”条记载“其国边海倚山，各处番船并旱番客商都到此处赶集买卖，所以国人殷富”，并且文中还介绍了“土产米麦不多，皆有各处贩来粜卖，其价不贵”，而后又介绍了当地土产的各类蔬果。《星槎胜览》中记载（忽鲁谟斯国）“其国傍海而居，聚民为市，地无草木，牛羊马驼皆食海鱼之干。”两者对于当地物产的描述可谓大相径庭，但是其滨海倚山的地理特点不仅在这两份文献里，而且在后世各类转述中也大体相仿。直至17世纪成书的《武备志》中记载了《郑和航海图》，其中“忽鲁谟斯”才明确标明位于海岛之上。历史上忽鲁谟斯王廷确实出于军事防御等原因迁至霍尔木兹岛。也正是由于这些信息，后世校注者往往纠结于早期文献中“忽鲁谟斯”具体位置。但是，通过16世纪西方历史文献以及近代考古学证实，所谓忽鲁谟斯王国乃为地跨波斯湾口南北两岸的海洋国家。16世纪占领此处的葡萄牙人记述朱尔法地区曾经臣服于忽鲁谟斯王国。近年康耐特博士通过考古证实拉斯海马地区于14—17世纪出现的经济繁荣与忽鲁谟斯王国关系密切——作为其属地向霍尔木兹岛提供淡水和粮食供给。试以此反观《瀛涯胜览》与《星槎胜览》，其“滨海倚山”之说作为地理环境描写而不是该国地理位置描写来理解，或是对忽鲁谟斯王国属地的记述。《明史》中对于“忽鲁谟斯”的评价，亦作“西洋大国也”，并且记录了忽鲁谟斯使臣于永乐十年、十二年，宣德五年、八年向大明皇帝进贡马匹等物。可见永乐时期明王朝与忽鲁谟斯王国有过十分密切的往来。同样的考古学证据也见于威廉姆森在伊朗南部米纳布地区和霍尔木兹岛上的考古调查所得中国陶瓷。那么，结合朱尔法遗址出现的永宣时期景德镇御窑青花瓷、龙泉官窑青瓷的实证，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明朝政府通过郑和舰队与当地存在官方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