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对外民族政策有很多，经济上的类型有“榷场”、“赐币”等，政治上的类型则是以“战争”、“和亲”等为主。抛开经济类型先不提，以“和亲”为主的民族政策从春秋战国时代一直延续到清朝结束，历朝历代皆有实施。纵观整个中国历史过程，“和亲”的实施，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上均给联姻双方带来极大影响，这也是“和亲”这个民族政策的生命力长久之所在。
“和亲”政策从出现到正式形成，所经历的历史阶段。
“和亲”政策的出现，既带有偶然性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早在春秋时期，国与国、族与族之间便有了“和亲”一说，如《左传》记载：“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与范氏和亲。”
虽然我们没有详细的历史记载，但据史家推测，作为一种制度，“和亲”极有可能在西周就已经运用于民族政策中，如与狄、戎等少数民族接触过程中，已经采用过这种政策。如周成王“桐叶封弟”，将叔虞封至唐地，特别指点了弟弟经营唐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基本国策，而这条国策，就被认为是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政策的鼻祖，在与狄、戎接触过程中，唐叔虞采用了赐财、赐女的做法，这应该就是最早的“和亲”记录。
但是这个制度的成熟定型却是在汉朝时期。汉高祖解决了内部矛盾之后，便开始对北方的游牧民族发动了攻伐，通过楼烦等地的战役，占据了“表里山河”之称的山西的大半地区，但他仍然还不满足，一心一意想要将匈奴逐出平城（今大同）之外的草原上，于是不小心中了匈奴人的诱敌之计，被围困在白登山，最后采用了陈平之计才算脱身，这就是著名的“白登之围”。此战过后汉朝实力大损，刘邦为了休养生息，就采用了建信侯刘敬的建议，将一名宗室女封为公主，嫁给单于冒顿，两国边境才算渐渐恢复安宁。
之后，文景二帝与匈奴人也依然打了和，和了打，中间也采用了这种“和亲”政策，取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汉朝名气最大一次“和亲”则是汉元帝时期的“昭君出塞”，虽然这次和亲普遍认为是“汉强匈奴弱”，但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被认为是汉朝覆灭匈奴的开始，原因则是从“昭君出塞”开始，中原王朝将汉文化源源不断输入少数民族，接受者慢慢被同化，匈奴人开始从意识形态、文化宗教各方面被汉文化渗透，匈奴人从内部开始分裂，逐渐难与中原王朝对抗，后来更是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
这个过程虽然慢，但效果比汉武帝穷兵黩武的征伐效果还要好上许多，故而在唐朝为了彻底解决吐蕃，李世民高瞻远瞩，将“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其后中宗李显又将“金城公主”和亲于吐蕃，这才换来一时的和平。虽然在唐朝中前期“和亲”政策没有看到融合吐蕃人的效果，但在后期吐蕃人被汉文化同化的效果非常明显，至大中二年，唐人张议潮起兵取吐蕃十州之地，吐蕃人归附甚众。以后便是吐蕃内部之争，在消耗中逐渐衰落。
可以说，“和亲”政策作为国与国之间政治调整关系的附加项，其最终目的就是影响、分化、融合，作为战争的辅助，是长期存在并影响着历朝历代的。
“和亲”政策的优缺点究竟都有哪些呢？
尽管我们在主观愿望上对“和亲”这种接近屈辱性的政策比较难以理解，但不得不承认，有的时候这种政策还是具有一定现实效果的，我们就此来分析一二。不言而喻，既然“和亲”，双方必然建立了一定的亲戚关系，实现了沟通融合的渠道。
“和亲”的双方，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形成一种比之前更亲密的关系，为进一步沟通交往奠定了基础。
如公元729年，吐蕃赤德祖赞赞普上表玄宗曰：“外甥是先王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这份上表说明了吐蕃对大唐的臣服，二者自此结为“甥舅之朝”。这是以和亲为基础，逐步深入，加强双方联系，增进大唐、吐蕃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见，“和亲”形成的亲戚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双方的友善举动，为进一步联系奠定基础，可以加快融合的步伐。
“和亲”的双方，为促进不同民族间的经济发展提供便利条件。
这种例子不难发现。如春秋时期晋国大夫“魏绛和戎”时，便对游牧民族提供一些粮食物品来换购他们的皮毛等特产，推动了双方边贸的发展。再如西汉早期，按照刘敬结“和亲”之约的规定，汉朝在边境地区开放“关市”，准许汉朝、匈奴两族人民往来贸易，各自换回自己所需的生产及生活用品。大批牲畜的输入，为汉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重大作用；与此同时，内地各种商品的输出，又有利于匈奴人的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对于民族融合，社会向前进步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和亲”政策带去的汉文化，为形成多元民族文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文成公主进藏，带去了大量的生产种子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为推断吐蕃民族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开元十九年金城公主的入藏则带去了《毛诗》、《礼记》、《春秋》等儒家经典，这些书籍是应吐蕃之要求而带，可见，这个时候吐蕃一部分人已经被汉文化所吸引。而在这些书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吐蕃在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面逐渐向汉民族靠拢，民族融合的大幕就此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