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苏轼：早年“互怼”相爱相杀，晚年却要做邻居。
北宋在历史上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正因如此，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诗人。
都说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多，但文人多的地方，是非更多。每个有才华有抱负的才子，都想为朝廷效力，也都有自己的政见，但一山不容二虎，一人得道，自然要把其他反对的人“处理”一下。
王安石和苏轼一家，就是这样的情况。从苏洵入朝为官开始，就与王安石政见不和，苏轼自然是与自己老爹一派的。王安石变法，苏轼看不惯，但王安石有皇帝的支持，苏轼干不过，索性破罐子破摔，申请到外地做官，对王安石和他所主持的变法眼不见为净。当然有如此脾气的东坡大文人，经过许多人生中的大起大落自然也成了惯例。这个暂且按着不说，单看他与王安石之间的缠斗，也足以明证苏轼眼不容沙的真性情。
政见不同，远离朝堂
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变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强国，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包括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等，涉及到社会的多个方面，这是历史上继商鞅变法后的又一次大型的朝廷变革。
但王安石的本质，还是一介书生，虽然新法于朝廷民生有利，却也触怒了许多人的利益。就像当时的地主阶级，商贾之流，他们的权益受到了损害，自然要全力诋毁新法。
但苏轼反对的原因，则是发现了新法中的弊端。例如青苗法，就涉嫌朝廷放贷，还有食盐专卖法，以及鼓励人告密的手实法等等。从这些担忧来看，苏轼也是很有政治远见的，而且还是从新法的弊端出发，并没有什么私心。但这些担忧却没有用，宋神宗支持王安石新法，苏轼完全插不上话。
既然你不能改变，那就离开吧，苏轼上书后，故作潇洒地走了。
“乌台诗案”爆发，险死还生
然而你走就走，从此寄情于山水就得了，偏偏要作诗毁谤新法。要知道，此时的王安石已经在反对者的讨伐中，被罢相，实际的运作人，是皇帝宋神宗。毁谤新法的弊端，无疑是反对皇帝，这如何了得？
而且比较有戏剧性的是，苏轼反对新法的告密，但他本人，恰恰是被沈括告密的。沈括何许人也，宋代学术巨制之一《梦溪笔谈》的作者，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很正面的人物形象，其实沈括也是尽自己的本分，只不过此时的举报，并未引起重视。
但苏轼越来越过分，在《湖州谢上表》中直接表达自己不愿与当朝新贵合作，对新法不满，这次可谓是“冒犯天颜”，触怒了皇帝。
紧接着，苏轼被御史台官员接连弹劾，而后又发现了苏轼多首反对变法的诗，苏轼本人也颇为“敢作敢当”，一副我就是反对了，你能奈我何的样子。柔局?岂容刚者，然后，就把自己“圈”进了大牢。
不止苏轼，所有的文人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忽略政治家，或者对时局视而不见。爽快其口，以此明志者有如三国荀彧、许攸、杨修等等，下场不可谓不凄?沧?。
不过北宋时期有个特点，那就是在各种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很少有将人赶尽杀绝的事发生，谁得势，就把失势的远远地贬官，赶走就是了。苏轼最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灰溜溜养老去了。
虽然“乌台诗案”跟王安石并没有关系，但苏轼这场灾难，却和新法有关。离开朝堂后，王安石也因为触怒了封建地主的利益而下台，换了新人操作。但苏轼始终还是看不惯，不整他整谁？所以，如果说苏轼的贬谪，跟王安石息息相关，也是说得过去的。
相爱相杀，相逢一笑泯恩仇
很多人都认为，苏轼“乌台诗案”是王安石指使的，但其实二人除了政见不同以外，还是彼此欣赏的。苏轼就因为王安石的文字清绝奇异，而将王安石称为“野狐精”。
譬如；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王安石《泊船瓜洲》。简洁清秀，意蕴隽永。
除了文人相惜外，有相同遭遇也是友谊的开端。彼时王安石二度罢相，苏轼也看到了新法的好处，不再与王安石剑拔弩张，二人还经常把酒言欢。在文学上面更是不打不相识。
据说；苏轼看到了王安石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觉逻辑不通，自行改成了“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引起了王安石的不满，后来才知道，有种虫子叫黄狗虫，有种鸟叫明月鸟，这才理解了王安石的诗。
王安石和苏轼经历相似，到晚年已经成了唱和的知己，并且还邀请苏轼到钟山居住，与自己比邻而居。虽然未能如愿，王安石叹息，不知道再等几百年，才能再见到这样的人物。
从这些相互体恤，就体现出了北宋文人的高尚情操，将政治和才华分得很开，我不认同你的意见，但是你文章写得好，我就喜欢。这种精神，相对于南宋某位为了陷害同僚，就刑讯逼供一介弱女子严蕊的理学大家，真是高风亮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