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中国青年报】；
一次勇敢之后
张杰站在当年案发现场楼下。
老虎
收到判决书后的那几天，张杰画老虎更疯狂了。入伏后，开封的天气闷热，他居住的旧城区正在翻修道路，空气里混杂着尘土和水泥的味道。家里客厅没空调，有时他一整天都伏在餐桌上作画，肘下垫着收集来的超市促销页和男科医院广告，这些油光的纸张被汗水浸透，磨损掉色。
第一次到他家时，我很难确定眼前是不是一间真正的客厅。因为房子在整栋楼的拐角处，“客厅”呈三角形，除了一张焊接过桌腿的餐桌、几把简易的凳子外，再也装不下别的物件。
他在客厅墙上围了一圈铁丝，用来挂画。房间太小，画的老虎又太多，只能层层叠叠地挂着。偶尔一阵风吹来，“老虎”呼呼啦啦地飘起来，横的、竖的、凶狠的、温顺的，还有看起来“呆头呆脑”的习作翩然显现。
最外层的新画上，右下角都多了两个篆字章印。官司胜诉后，他花60多元钱刻了章。他自豪地介绍，两方印章，一方是“见义勇为者”，另一方是自己的名字。
盖下这块“见义勇为者”的印章，他等了24年。根据法院认定的事实，1996年4月一个下午，21岁的张杰骑车去离家不远的迪士高舞厅，撞见5个流氓欺负两个女孩，他出面劝止却遭报复挨了4刀。
事后，两个女孩消失不见，伤人的歹徒也没抓到。谁也不相信，平时被大家戏称像“小妮儿”(河南方言，指女孩)的张杰会那么勇敢。缺少见证的“见义勇为”逐渐成了空谈、牛皮，变得越来越飘渺，最后只存在于他和父亲的争吵里、他深夜的梦中。
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其中一个被救女孩的下落。辗转寻找后，他再次出现在对方面前。时隔20多年，当时的两个年轻人如今已经步入中年，张杰想听到问候和感谢，却没得到任何回应。
心中压抑多年的委屈、愤懑终于爆发，这之后，张杰决意要为自己正名。去年10月，他把这个当年获救的女孩告上法庭，要求赔偿他因救人受伤造成的经济损失，金额为10元。
今年6月，他胜诉了。接下来几天，他没日没夜地画老虎，送给采访过他的记者、前来慰问的企业家，以及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每幅画都盖上“见义勇为者”印章，他说灵感来自他钟爱的电视剧《水浒传》，“打虎者武松”是他心中的一个英雄。
现在，他也几乎成了一个英雄。官方对他“见义勇为”称号的认定还在申办流程中，当地媒体已经把他的照片放到头版，占了整个版面，标题是《英雄不哭》。采访期间，我碰到一家企业登门拜访，他们站在张杰家逼仄的客厅里，嘴里不断强调着此行的目的——“向英雄致敬”。
我无法确信他能否被称为一个“英雄”。他缺少上进心，甚至有些懒惰，喜欢怨天尤人，因此我一度怀疑他“见义勇为”的真实性。至少，他与我心中“英雄”该有的样子相差甚远。
他的缺点太多，以至于会让我忽略掉他的善良，忽略掉他比很多人更有正义感，更勇敢。数日以来我听他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太不容易了”。
张杰正在画虎。
家
到开封的第一天，张杰和我约在大相国寺门口见面。在道路随意延展的老城区，他实在无法提供自家的具体位置，这些家门口的千年古迹是最好用的路标。
张杰的体型算得上挺拔，一米八多的个头，肩膀厚实。因为脖子有些前伸，再加上下身那条略显肥大的米色休闲裤，他整个人看起来竟有几分瘦弱。裤子有松紧带，但他还是扎了条皮带，深色T恤塞进裤腰，没有太多皱褶。
只要出门，他就会戴上一顶鸭舌帽，用来掩盖已经谢顶的脑袋。天气太热了，他不一会儿就要从裤兜里掏出随身携带的手帕，摘下帽子，擦拭头上的汗珠。
从大相国寺门口出发，穿过一条热闹的巷子，在一棵大榆树下拐弯，就到了张杰家。他边走边向我介绍，这条每天都要经过的巷子，原本是条河，北宋年间两岸青楼林立，胭脂粉黛把河水都染了色，所以叫胭脂河。
如今，这条街汇集了早餐店、肉铺和干菜店，几个老板躺在椅子上百无聊赖地摇着蒲扇，等待顾客上门。裁缝直接把缝纫机搬到门外，戴着眼镜头也不抬地赶制衣裳。
巷子的另一侧是一处考古现场，换上破碎锤的挖掘机正在叮叮咣咣地拆除地面上的建筑。
张杰的房子在一栋老旧的居民楼里，楼下小花坛边上总有几个老年人，坐着或躺着，有时遇到熟悉的大爷大娘，他们会主动跟张杰打声招呼：“上班去啦？”
“是嘞，是嘞。”张杰笑着回应。
实际上，他现在并没有固定的工作。他把手机号挂到网上，注明可以承接“家具安装维修”业务。但来电寥寥，至少在我采访的4天里，他没接到一单生意。
他家到处都是一个独居男人的生活痕迹：整套房子没有任何装修，除了客厅，还有3个小房间，其中一个是他的卧室。阳台上堆满了杂物，遮住了大部分阳光。天花板上的灯泡电线太长，胡乱地卷成一团，垂在半空中。最靠里的房间算是“第二客厅”，摆了张双人沙发，上面覆盖一层薄灰。另外一间屋子用来堆放杂物，找不到下脚的地方。
还有一些痕迹没能抹掉：客厅门后面贴着一张小孩子的身高表，最高的刻度是160厘米。再往上，有一个蓝色的卡通猫头鹰钟表，是这屋里难得的亮色。
家里唯一像样的装饰品，是挂在过道墙上的一幅书法作品。那是张杰结婚时，父亲送他的礼物，“专门向人求的”。装裱过的书画镶在玻璃镜框里，有半扇门大小，上书两个刚劲的大字：勤奋。
“可能是他觉得我不够勤奋吧。”张杰坐在客厅餐桌旁，背对着那两个字说。
“那件事”
他把自己的“不够勤奋”归咎于那场事故。事实上，在他看来，自己的一切失败和不如意都与1996年的那个下午有关：“有个词叫‘蝴蝶效应’，那件事就是蝴蝶呼扇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