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王旭东（故宫博物院第七任院长）
光明日报记者李韵采访整理
做梦也不会想到，在戈壁沙漠环绕的敦煌守护莫高窟28年后，中央把我调到了京城的故宫，从一位“莫高窟人”变成了“故宫人”。2019年4月8日，我开启了人生的另一段历程。
当真正加入故宫人大家庭后，我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外来户，与大家就像多年的同事一样，没有一点生疏的感觉。——王旭东 图为2019年4月，单霁翔与王旭东（右）共同巡查监控室。故宫博物院供图
今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也是故宫博物院成立95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我不时地追忆，究竟与故宫有哪些缘分？我这样一位石窟保护管理的工作者，加入到保护传承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家庭后，如何与故宫博物院的同事们继续沿着前辈们开辟的道路砥砺前行？
记得第一次走进故宫，是在1997年10月初。那时刚刚在承德参加完国家文物局举办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培训班，这一年正好是我国第一批世界遗产申报成功10周年。1987年11月，包括故宫、敦煌莫高窟在内的6处自然和文化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培训班结束后在北京中转，顺道前往故宫参观。在故宫博物院没有熟人，就和同事直奔故宫入口，向检票口的工作人员出示了敦煌研究院的工作证。一听我们是从遥远的敦煌莫高窟而来，工作人员特别热情，随即就安排我们进了故宫，切实感受到了“天下文博人是一家”的美好。那时，故宫开放的面积不是很大，基本上就是沿着中轴线参观前三殿和后三宫，外加御花园。再加上功课做得不够好，只能跟着一个旅游团听听导游的讲解。那些讲解大都是围绕帝后为主的宫里人的生活演绎的，不时穿插一些野史和噱头。说实话，我没能感悟到故宫承载的文化价值所在。
之后多次来到故宫，大都是考察学习和工作交流，还有参加学术会议。1998年以来，莫高窟的游客人数大幅度增加，旅游给莫高窟的保护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2003年，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樊锦诗提出建设莫高窟游客中心，利用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壁画和彩塑艺术，减少游客在洞窟内的停留时间，以使洞窟内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的变化保持在合适的区间。那时，国内可借鉴的只有故宫博物院有一个可供50人观看的数字展示厅，国家发改委建议我们前往故宫考察，我是其中一员。这个展示厅是故宫与日本凸版公司合作建成，用柱幕技术展示紫禁城宏大的宫殿建筑，极具震撼力，给了我们许多启示。但考虑到莫高窟展示的重点是洞窟及其壁画彩塑，我们最终选择了技术难度更大、且内容制作没有先例的球幕展示方式，展厅一次可容纳200人。经过11年的努力，2014年9月，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终于向游客开放了，基本实现了莫高窟保护与开放利用的协调发展。在项目论证和实施期间，故宫博物院的胡锤先生等专家参与了咨询活动，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建议，让我们少走了弯路。
鉴于故宫博物院和敦煌研究院在文物数字化方面积累的工作经验，在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我们两家作为共同牵头单位，联合国内多所高校、国家科研院所和企业，承担了“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及关键标准研究与示范”。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冯乃恩研究员和我担任联合负责人，故宫博物院和敦煌研究院分别负责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标准研究。这是迄今双方最为紧密的一次合作。项目于2017年11月16日通过科技部的验收，为“数字敦煌”和“数字故宫”建设，乃至我国文物数字化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成为故宫人之前，最近一次到故宫是2018年参加太湖论坛，其中一个分论坛会场设在故宫博物院，多位来自海内外文博界的专家学者出席。会后，单霁翔院长亲自安排我们几位主旨发言嘉宾在故宫冰窖餐厅进午餐，其中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冯明珠女士。单院长由于下午还有公干，不能陪我们，深感歉意。我半开玩笑地说：“我替您招呼大家吧。”没想到，半年之后我成了故宫博物院的一员，想来真有点奇妙。
当真正加入“故宫人”大家庭后，我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外来户，不论是开班子会，还是到各部们调研座谈，与大家就像多年的同事一样，没有一点生疏的感觉。人生注定我要服务于中国最伟大的两处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注定既要做一次“莫高窟人”，又要做一次“故宫人”。只是现在把敦煌莫高窟深深埋在了心中，而其培养的勇气和力量支撑我，与全体故宫人一起肩负起守护故宫的历史使命。
故宫博物院第五任院长郑欣淼先生儒雅、大度、博学，是我的楷模。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西藏布达拉宫，17年后我们再次相逢于北京故宫。他在2019年4月18日赠给我一首诗，记录了我的故宫情缘：“敦煌朝日紫宸烟，雪域卿云别有天，十七年前欣一唔，焉知注定故宫缘”。
《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30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