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20日晚，张某根驾车前往某农庄参加一年一度的初中同学聚会，因气氛热闹，张某根多喝了些白酒。当日20时许，张某根独自驾车回家，21时14分许，张某根在路中发生车祸，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经公安交警部门调查，张某根系醉酒后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张某根的家属事发后起诉当日参与同学会聚餐的沈某等27人，认为聚会的共同组织、参与者，均未尽到共同饮酒人负有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和相应的照顾、保护等特定义务，应当对张某根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澎湃新闻8月28日）
在这起案件中，张某根的同学辩称：“吃饭的时候并未劝酒，期间只有张某根一人喝了白酒，开席之前大家都互相提醒开车不能喝酒，事后大家也纷纷送上人情关怀金”，表示不担这个赔偿责任。然而，法律就是法律，该不该承担赔偿责任，自然由法律说了算。
法院经审理认为，亲朋好友之间聚餐饮酒本是一种情谊行为，每个饮酒者对自己的生命安全都负有最高注意义务，同时，各共同饮酒、聚餐者应对其他同饮者负有善意提醒、劝诫、照顾和帮助等安全注意义务。这其中，同桌聚餐者的义务更应高于其他共同聚餐者。张某根与沈某等共28人聚餐，其中六人与张某根同桌，在张某根已达严重醉酒程度时，聚餐者放任其独自离开，于情于理对意外发生存在一定过错。综合考虑张某根的死亡原因及共同聚餐者的过错程度。最终，法院酌情判决沈某等六名同桌聚餐者每人承担5250元的赔偿责任，其余二十一名共同聚餐者每人承担3150元的赔偿责任。
与该案不同，另一起因醉酒导致死亡的案件，由于同饮者尽到了照顾义务，被判免责。基本案情是这样的：大勇和好友阿卓夫妻相约家中聚餐，一向豪爽的大勇当晚多杯酒下肚后醉意渐浓。聚餐结束后，阿卓夫妇担心大勇酒后独自回家不安全，便用三轮车将大勇送回家中。期间，大勇因醉酒试图从家中冲出而不慎仰面摔倒在地，为了确保大勇的安全，阿卓夫妇叫上邻居共同将大勇搀扶到床上，在检查大勇没有明显外伤，也无异常后才安心回家。不料，次日早晨，大勇被发现生命体征微弱，在送至医院救治无效后死亡，死因为脑部重创致死。事后，大勇的弟弟认为阿卓夫妇是导致大勇死亡的直接责任人，于是，将他们告上了法院，要求为大勇的死亡承担医药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49736元。在案件审理中，阿卓夫妇坚持认为无责，但表示愿基于人道主义对死者作适当经济补偿。由于阿卓夫妇在大勇酒后并未对其放任不管，也尽到了照顾义务，与大勇的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法院判决阿卓夫妇无需承担责任。但基于阿卓夫妇自愿给予经济补偿，故酌定二人补偿20000元。
饮酒人处于醉酒的危险状态时，其他共饮人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这种义务不仅是道德义务，也是法定义务。共同饮酒时，宴请组织者负有提醒在场人适量喝酒的义务，其他共饮者也不能强行劝酒、罚酒，还应当特别注意观察是否有人出现醉酒或其他身体不适状况；共同饮酒后，共饮人负有对过量饮酒者的救助义务，包括劝阻酒驾、联系家属、送医就诊、安全护送等，如果共饮人在饮酒时有强劝、逼迫、许诺等不当行为的，将负有更严苛的救助义务；如果饮酒人是因为自身原因醉酒的，共饮人仅在具有重大过失时才承担责任。而对于已经尽到注意义务的共饮人，法院一般不判定承担赔偿责任；如果经查明共饮人存在一定过失，没有尽注意义务，也将会被酌情判决承担责任。
近年来，因醉酒致死而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例时有发生。这两起案例，由于共饮者在面对当事人醉酒后因不同处置方式，从而产生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具有一定的普法意义，但愿人们能从中受到一定的教育和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