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建华 姜澜
日本国会于9月16日选举产生了自民党总裁菅义伟为第99任首相。原本准备任职到明年9月份的前首相安倍晋三为避免旧病恶化等因素影响国政，于8月28日正式宣布辞职。
安倍在2007年辞去首相一职后，2012年再次上任，并在2014年和2017年以巨大优势获得连任至9月16日正式辞职，成为日本二战后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
至于安倍能够实现长期执政的原因，第二次安倍内阁时期的官房长官、现任首相菅义伟曾表示“是因为实施了以经济为最优先的政策”。就连在就职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菅义伟都说要继续坚持“安倍经济学”的各项政策。
（图片说明：9月16日，在日本东京首相官邸，日本首相菅义伟召开记者会。来源：新华社发，Pool图片，卡尔·考特摄）
的确，安倍在任时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为日本20多年来持续低迷的经济注入了一定活力，被称为“安倍经济学”。“安倍经济学”不仅在短期内实现了日元贬值，从而促进企业收益增加，带动股价上涨，同时，雇佣情况也得到改善，持续的通货紧缩得以控制。
然而，“安倍经济学”却并没有解决日本经济更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此次新冠疫情又再次给日本经济沉重一击。日本二季度实际GDP环比下滑7.8%，已持续三个季度出现萎缩，使得“安倍经济学”带来的经济增长几乎归零。尽管安倍在疫情期间也出台了紧急经济政策加以应对，却收效甚微，日本经济前景令人堪忧。
“旧三箭”：短期成效显著
2012年的日本，刚刚经历了自泡沫崩溃后所谓“失去的二十年”，全球金融危机和东日本大地震的余波也尚未完全平息，全国上下情绪低迷，经济增长乏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倍以摆脱长期通货紧缩的困境作为首要目标，在上任之初便射出了“大胆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及“促进民间投资的成长战略”这三支箭。
2013年1月22日，安倍政府与日本央行发表共同声明，将通胀目标设定为2%，通过购买国债等方式增加市场货币供给，实行所谓 “异次元”的大规模金融缓和政策。安倍政府试图通过宽松的金融政策，打破企业及国民对于通缩的预期，增加投资和消费信心。
同时，以低利率为杠杆，增加中央新干线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以期需求的扩大。另外，通过“规制缓和（放松管制）”，降低政府对企业的限制，增加企业的开放度；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多边贸易伙伴关系的谈判，推进自由贸易，在国际市场中占得先机。
“三支箭”在实施之初可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日本经济开始走出谷底。从主要经济指标来看，2013年实际GDP增长率为2.6%，相比2012年提高1.8%；失业率从2012年第四季度的4.2%下降至2014年第一季度的3.6％，而有效求人倍率从0.82倍上升至1.05倍；另外，消费者物价指数从2012年的-0.1%逐步回升，2014年第一季度已达到1.3%。由此可见，日本经济开始回暖，雇佣情况改善，物价也摆脱了负增长的“魔咒”。
“新三箭”：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在“三支箭”获得成效之后，2015年9月，安倍随即提出了新的“三支箭”，即强劲经济之箭、育儿支援之箭以及社会保障之箭。
这一次，安倍打算挑战日本多年来不断加深的少子老龄化问题，实施“日本一亿总活跃计划”，以期实现至2020年名义GDP达到600万亿日元、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8、并消除因护理家人而离职的现象。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促进女性、老年人以及残障人士就业，减少育儿经济负担，改善护理环境，培养多样化专业护理人才等各项政策得以陆续推出。
（资料图片：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来源：新华社）
然而，与“旧三箭”相比，“新三箭”却远远没有发挥出预期效果，各项指标均没有达到预定目标。2019年的名义GDP为553万亿日元，而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只会不升反降。总和生育率2019年为1.36，相比于2012年的1.41反而减少了0.05。至于完全解决护理离职问题，则更像是“天方夜谭”。
长期来看：问题与成效并存
其实不仅仅是“新三箭”，回顾安倍的各项经济政策，与当初颇具气势的各项经济目标相比，最终结果却让人感到无奈。
即使是与日本央行的共同声明中2%的通胀目标，如果扣除消费税增税带来的影响，那么至今为止一次也没能实现。此外，“安倍经济学”当初设想的良性循环也未能如期运转。企业利润的增加、股价的上升以及就业的扩大，没能带动企业投资的增加与个人消费的增长。除了金融政策之外，其他各项政策在企业经营者中均未受到好评。
更重要的是，“安倍经济学”对于困扰日本多年的财政负担问题却选择了“袖手旁观”。在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医疗、护理、养老金等社会保障相关费用日益膨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及政府财政支出的合理规划迫在眉睫。
但是，安倍政府自2014年4月上调消费税之后，原计划于2015年10月的再次增税却两度延期，直到2019年才最终上调至10%。由消费税增税带来的财政收入又大量流入育儿及幼儿教育支援领域，财政负担并未得以减轻，政府债台高筑。
不过，“安倍经济学”在促进日元贬值、股价上涨等方面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倍上任前美元兑日元汇率创历史新低，曾一度下跌至75.78日元，但在央行实行“异次元”金融缓和政策后，日元升值立即得到缓解，2015年美元兑日元汇率已上升至约125日元。
日元的贬值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出口产业，企业经常利润从2012财年的48.4万亿日元波动上升至2019财年的75万亿日元。日经平均股价也在2018年10月达到2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约为24270日元。
另外，2019年中期日本就业人数到达6000万人，这一数字与2012年的5500万人相比，新增了500万人的就业。而日本2002年至2008年的“伊奘冉景气”也只创造了150万人就业。相较而言，在安倍执政时期，日本总体就业情况得到不小改善，其中特别是女性及老年人的就业增长显著。失业率也从安倍就任时的4.8%下降到了2019年的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