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很喜欢现在这种方式，我是一个愿意思考结构、经营结构的写作者，我会在结构中获取快乐——特别是那种较大规模的结构。我将其看成是对我能力的考验。那种写作，让我有设计师、工程师的感觉，这种感觉很不错。
最理想最有境界的幽默，恰恰是属于悲剧的
左昡：您在“皮卡兄弟”里构建了一个很令人向往的都市家庭，在这个家庭的成员——爸爸、妈妈、奶奶、姑姑身上，我们读到善良、幽默，对孩子的尊重，能体会到这个家庭有很正的价值观和凝聚力，同情弱者，尊重生命，鼓励创新，这是不是您心中的儿童生长的一个理想家庭样本？
曹文轩：“其乐融融”，这就是皮卡的一家。这是一个理想的家庭。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和冲突——有时可能还会很激烈。两个正在成长中的孩子，并且是两个很不一般的孩子，他们在给大人带来快乐的同时，一定会没完没了地给大人带来苦恼，甚至是痛苦。但我会将这一切“悲剧”放在“喜剧”的叙述中进行——不，也不完全这样，更多的故事是在“悲喜交加”中得以叙述的。我曾经说过，最理想最有境界的幽默，恰恰是属于悲剧的。我不想将皮卡兄弟的故事叙述成轻薄的嘻哈故事，横竖不想。这里的幽默常常是与眼泪在一起的。也许这才是高质量的幸福之家。
左昡：和《草房子》《青铜葵花》里的家庭相比，《拖把军团》中皮卡的家在您的作品中是最为当下的，具有鲜明的新世纪都市中产家庭的特征，这在您的作品中是独树一帜的。但同时您又将这个都市家庭巧妙地与油麻地的乡村家庭进行了连接，皮卡和皮达生长在都市，却又会时不时回到乡野，您为什么会进行这样的设置呢？
曹文轩：从《草房子》开始，我写了不少作品，但故事基本上都发生在一个叫油麻地的地方，一块如同有人在评价福克纳的作品时所说的“邮票大一块”的地方。我关于人生、人性、社会的思考和美学趣味，都落实在这个地方。但大约从2015年出版的《火印》开始，我的目光便开始从油麻地转移，我越来越不满足只将目光落定油麻地。我告诉自己：你的身子早就从油麻地走出了，你经历了油麻地以外的一个更加广阔也更加丰富的博大世界；在那里，你经历了不同的生活与人生，这些与你的生命密切相关的经验，是油麻地不能给予的，它们在价值上丝毫也不低于油麻地；你可以不要再一味留恋、流连油麻地了；你到了可以展示油麻地以外的世界的时候了，你到了书写你个人写作史的新篇章的时候，这新篇章的名字叫“出油麻地记”。
左昡：这次的《拖把军团》，从大故事的形式和校园生活的内容来看，都很像是一部校园小说，而校园小说常常被视为流行、畅销的儿童文学类型，这和您以前“追随永恒”的经典化写作相比，仿佛是走了有些不同的一步。在您看来，流行的类型小说和经典化的文学作品之间，是否有一条连接的通道？《拖把军团》是对这种连接的尝试吗？
曹文轩：皮卡兄弟的故事也许不时地要写到校园，但我从来没有“校园小说”的意识——“校园小说”算一个什么概念呢？它与文学有关吗？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强调校园文学、校园小说。我写校园，只不过是那些故事是在校园发生的，如此而已。不管写哪儿，你首先——甚至是唯一要想到的就是，你怎么写出一部文学作品。你只有分分秒秒都记住这一点，写哪儿实在都无所谓。皮卡兄弟如果想穿越空间与时间，活向未来，就必须做到它们是一部部艺术品。
我不想将我这样的作品归类于类型化——不能说以一两个形象而写出多部的作品，就可以将它定义为类型化写作。类型化听上去好像是一个贬义性的概念——当然不是，但我就是不喜欢将皮卡兄弟的故事归类于“类型化”。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既然是类型化的，就不可能是经典化的。不，我的写作可能无法做到经典化，但我愿意自己的一生都在追求经典化。
作品能否引起共鸣，不完全与时代的远近有关
左昡：您的作品一直有个特点，童年故事与时代背景总是紧密相连，《草房子》《青铜葵花》《蜻蜓眼》都是这样一脉相承。“皮卡兄弟”因为是新世纪后的都市故事，所以与当下时代几乎是同步的，其中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问题也更加能引起关注和共鸣。像这次《拖把军团》，关注到了打工子弟在城市里插班上学的问题，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素材呢？
曹文轩：我以为作品能否引起共鸣，不完全与时代的远近有关。事实上写“从前”的《草房子》《青铜葵花》《蜻蜓眼》等，引起读者的共鸣是强烈的。最能引起共鸣，并能长久引起共鸣的，应当是超越时代的永恒的人性和基本感情以及基本的存在处境。
《拖把军团》不只是一个打工人家孩子的故事，那只是“表意”，而不是“含义”。一个作家，应当更在意的是广泛而深邃的“含义”。社会发展到某一天，农村人到城里打工的故事结束了呢?我想让《拖把军团》以及皮卡兄弟的所有故事都能活得长久一些。如果想让自己的这一愿望实现，就必须用力、用心琢磨“含义”——读不尽的含义，这些含义存在于永远。
文/左昡 供图/晓艺
我是一个文学写作者，同时也是一个文学研究者。我发现，在文学史上，一个作家很容易因为自己的作品过分风格化，而导致他的写作只能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经营。因为批评家和读者往往以“特色”（比如地域特色）的名义，给了他鼓励和喜爱，使他在不知不觉之中框定了他的写作。他受其氛围的左右，将自己固定了下来，变本加厉地来经营自己的所谓“特色”，将一个广阔的生活领域舍弃了。这叫画地为牢，叫作茧自缚。
我回看一部文学史，还发现，这种路数的作家，基本上被定位在“名家”的位置上，而不是“大家”的位置上。托尔斯泰、雨果、海明威、狄更斯、巴尔扎克、高尔基是大家。他们所涉及的生活领域都十分广泛，不是一个地区，更不是一个村落，至少是巴黎、伦敦和彼得堡。我后来读了福克纳的更多的作品，发现评论界关于“邮票大一块地方”的说法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是一个骗局——事实是，福克纳书写了非常广泛的生活领域。
那么，一个作家要不要讲究自己的艺术风格？当然要。大家阅读了我的新小说之后，你将会深刻地感受到，这些作品与《草房子》《青铜葵花》《细米》等作品之间的共同操守的美学观。你可以在抹去我的名字之后，轻而易举地判断出它们是出自我之手。一如既往的情感表达方式、一日既往的时空处理、一如既往地忧伤和悲悯，一如既往的画面感、一如既往的情调，无不是我喜欢的。但已经不再是油麻地，有些甚至不是乡村，而是城市，甚至是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2017年的《蜻蜓眼》，写了上海，甚至写了法国的马赛和里昂。我其实已经是一个很熟悉城市生活的人。我在城市生活的年头是乡村生活的年头的三倍。我觉得我现在写城市与写乡村一样顺手，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一切都在很自然的状态里。一个作家，特别是那些生活领域被大大扩展了的作家，总会去开采新的矿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