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涉互联网企业刑事案件办理中发现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一）涉互联网企业的刑事犯罪行为已经显示出精细化、产业化特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黑客技术门槛变低，网络犯罪出现职业化倾向，已然形成黑色产业链条。工具开发者、工具应用者和利用工具实施犯罪者都有明确的分工，网络犯罪呈现分工细化的态势。此特征在涉互联网企业犯罪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在“刷单”骗优惠案件中，有专门开发及销售改机软件并传授操作手法的团伙、有专门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团伙；在“负提”类案件中，有专门发现网站漏洞并传播“线报”的团伙，有专门提供“黑卡”（即他人身份证及以银行卡）的团伙、有专门通过境外赌博网站洗钱的团伙。各团伙通过QQ群等通讯软件沟通，不必面对面交流，也不需要知道彼此真实身份，但又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流水作业，形成了地下黑色产业链。
（二）部分互联网企业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对于相应的审核监管工作重视不足
因互联网行业竞争激烈，业务创新和扩张较快，企业对于风险点的预测难以面面俱到，因此容易出现监管盲区。例如在“刷单”案件中，行为人利用平台审核流于形式的漏洞，来骗取平台优惠券或补贴。相关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均仅审核商户提交的书面材料，而未对商户实体进行审核，一些不法分子遂利用该漏洞与平台工作人员相勾结，虚设商户在未提供真实商品或服务的情况下，通过“刷单”等虚假交易方式来骗取企业对商户提供的补贴。
（三）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权力较大，但企业内控管理手段有限，商业贿赂现象泛滥
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电商平台的招商经理因为可以直接决定促销资源的分配，直接影响商户的流量，因此，极易成为商户拉拢、收买的对象。电商平台员工普遍年轻化，很多员工虽然在基层工作，但其职权可能比一般传统企业的员工更大，容易成为企业反腐的薄弱环节。更需要注意的是，电商平台的商业贿赂甚至也出现了精细化、职业化的特征。从业人员从成熟的电商平台向新兴的电商平台流动的现象较为常见，但上述人员不仅会带来电商经营中一些成熟、有益的经验，也会将一些不良风气带入新的平台，不断引诱、发展新员工加入某一特定的受贿团伙，形成同盟，使得一些企业的定期轮岗机制失效；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在离职后利用工作中积累的人脉，成为为商家和平台员工居间介绍、牵线搭桥的“掮客”，形成固定的利益集团，企业的监管部门难以查觉。而企业对员工的监督手段较为有限，一般仅能通过合同及公司制度对员工进行形式上的约束，实际上，仍然主要依赖商家的举报。一旦商家与员工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则此类商业贿赂行为极难被发现和查处。
（四）法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缺失，少数员工法律意识淡漠，缺乏职业操守
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中，企业“内鬼”仍然是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主要来源之一。互联网企业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会合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少数企业员工往往为了蝇头小利而将相关信息泄露给他人。作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法律后果认识不清，他们既不知道自己可能将因此承担的法律责任，也不清楚数据泄漏后可能会被用于违法犯罪行为，给他人带来严重损失。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一些企业在使用用户信息时，重收集、轻保护，对于用户数据未能采取有效的技术手段进行保护或限制，企业员工或商家客服可以随意获取数据，甚至可以远程操控，给“内鬼”提供了可乘之机。不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中常见“内鬼”，在一些商家骗领补贴的诈骗案中也常有“内鬼”的里应外合，同样存在对法律后果认识模糊的问题。
（五）QQ、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已成为违法犯罪的重要媒介
以QQ群为代表的各类通讯群组，具有容纳人数多、信息传播速度快、管控难度大等特点。一些为追求最大程度获得商家优惠而成立的“薅羊毛”通讯群，极易发展成为网络黑色产业群。企业相关漏洞及犯罪手法一旦在通讯群组中传播，涉案人员数量即会呈几何式增长，短时间内即能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
四、长宁服务保障互联网企业健康发展的检察实践
（一）立足办案，保障互联网企业合法权益
1.深挖漏罪，追赃挽损。严查细审，引导侦查机关补充证据，追加犯罪事实，为企业挽回损失。例如潘某合同诈骗罪一案，公安机关认定潘某在预订机票时，利用国外银行卡交易规则，诈骗某旅游网50余万元。承办检察官经审查发现，潘某还在其他网上其他平台预订过机票，遂引导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该节事实。历经两次退回补充侦查，潘某采用相同作案手法诈骗网上其他平台25万余元的犯罪事实浮出水面。后经协调，潘某家属分别对受害企业予以赔偿，潘某因合同诈骗罪被长宁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2.追加漏犯，以打促防。针对侵害互联网企业的犯罪手法传播很快、容易模仿、参与者多的特点，检察机关办案时积极与公安机关和被害单位沟通，全面了解案件的侦办过程，排查有无类似犯罪行为，从细节入手，深挖漏捕漏诉线索。例如在办理“天天红包”系列盗窃案中，检察机关追加逮捕16人，均成功指控，获得有罪判决，对侵害互联网企业犯罪的参与人员普遍存在的“法不责众”和侥幸心理形成有效震慑，并通过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等方式积极促赔，最大限度减少被害企业的损失。
3.以案说法，教育预防。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要求，充分运用新媒体开展法治宣传，如在《电子商务法》出台后，第一时间在“长宁检察在线”官方公众号推送相关案例解读文章，取得良好普法效果；以所办理的涉互联网企业典型犯罪案件为基础， 推送《如此红包抢不得》《“医美分期”，这个美丽的坑为谁而准备》《从“首单”减免到“每单”减免———提供软件骗取首单减免的法律评价》等以案说法内容，并被市检察院微信公众号平台转发，起到了威慑潜在犯罪人，警示潜在被害企业，教育社会公众的预防犯罪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