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叔环找不到云峰，便给丈夫邓自和打电话，邓自和放下电话就骑车往家赶，在快到家的路边，见到了云峰的一只鞋子，邓自和意识到云峰可能是被强行抱走的，于是夫妇二人马上报警。
报警后，有人提起，在云峰失踪前曾和一位男子说话，这个男子就是住在楼上的邻居张维平。当警方赶来，撬开张维平居住房间的门时，里面早已空荡荡的，只有一张睡觉的席子。
儿子被拐后，邓自和夫妇疯狂的寻找，能用的方法都用了，却没有任何线索。后来邓叔环的精神状态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邓自和把她送回老家，自己留在广州，一边打工挣钱一边找孩子。
这一找就是17年。尽管邓自和打工赚钱，但找孩子的费用仍旧让这个家庭欠了一屁股债。期间，邓自和在矿井中打工时还被砸伤了脚，邓叔环生小女儿的时候早产，这些都花了不少钱，也都是向亲朋好友借来的。
后来，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孩子，夫妻二人从2012年开始回到老家，开了一家米粉店。生活慢慢平静下来，但夫妇二人仍然想念着云峰，每年邓自和都会去广东一两次，打探云峰的下落。
2017年，邓自和夫妇接到广东警方的电话，告诉他们张维平落网，邓自和夫妇高兴坏了，关掉了米粉店就奔向车站。“我们把第二天要卖的米粉都倒掉了，不管它了。”
但这一次，邓自和夫妇又失望了。此次只是确定了拐卖云峰的嫌疑人是张维平，但却没有云峰的消息。张维平在2017年11月2日庭审时交代，云峰被卖到了广东省紫金县。
庭审结束后，邓自和又去了紫金县，试图打探云峰的消息，但一无所获。后来每隔一段时间，邓自和就会去一趟紫金县，具体去了多少次，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直到2019年12月，邓叔环接到了一个拜年短信，信息是负责案件的警官发来的，她预感到是小云峰有消息了，这次果然没有让他们夫妇失望，孩子确实是找到了。但由于疫情暴发，加上小云峰临近高考，认亲的工作推迟了8个月。
“我第一眼看到我儿子，他又黑又瘦，头发像稻草一样。”邓叔环说，由于云峰的养父母家对他疏于管理，云峰也是跟在奶奶身旁长大的，特别痴迷网络，经常熬夜打游戏，高考的成绩也不好还不到300分。
2020年9月24日，是邓云峰的18岁生日。“弟弟用自己积攒的生活费给云峰买了一副蓝牙耳机，姐姐给他买了一个卡西欧的手表，妹妹给他发了个红包。”这个破碎的家庭终于在16年后，回归了正常的生活。
“他已经成年了，跟我们相处的还好，孩子也很懂事，但我们错失了他成长的那几年，我心中是有遗憾的。”邓叔环说，这种亲情的遗失是无法弥补的，而且孩子在生活习惯和教育方面也失去了很多，如果跟在自己身边，肯定会比现在更好。
父亲寻子路上跳火车自杀 儿子找回后却拉黑亲生母亲
尽管有遗憾，还有寻子多年的精神打击和外债，但邓氏夫妇比起赵玉玲（化名）来说已经好很多了。赵玉玲的儿子2005年被张维平等人拐卖后，虽然如今也被找回，但整个家庭却再也回不去了。
赵玉玲的儿子被拐走后，他和丈夫像发了疯一样去找，但始终没有音信。由于生活的压力，夫妇二人只能一边打工一边找孩子，打工赚的钱最后也都扔在了寻子路上。
2008年10月，在又一次寻子无果后，丈夫提出回老家去，他们便乘坐火车往家走，途中丈夫突然跳车自杀。“当时一点征兆都没有，他就说回老家发展，我们以为他是找孩子找累了，想换个环境。”赵玉玲说，丈夫突然寻短见，也是因为精神压力太大，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了。
这次，申军良随身携带着他寻子15年来的所有凭证——一摞摞厚厚的车票和各种开销的票据，还有妻子看病的单据。
此前在2018年该案一审时，申军良曾向法院提出过附带民事赔偿，但被法院以其无诉讼主体资格、依据不足等理由驳回。这一次，申军良和律师将再次向法院提请附带民事赔偿。
申军良、于晓莉夫妇的代理人刘长律师提出四点代理意见，其中包括认为一审量刑准确，应予以维持，要求被告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申军良代理律师刘长在代理意见中表示，被害人依法有权获得民事赔偿，其中被害人于晓莉治病和为寻找被害人申聪所产生的实际费用，均应纳入到“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范畴，并获得民事赔偿。申军良、于晓莉的诉讼主体资格没有问题，此案有证据证明物质损失的存在。
刘长律师提出，被害人申聪及法定代理人申军良、于晓莉均有权依照法律规定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获得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于晓莉被捆绑、控制遭受人身和精神上的创伤，医院诊断形成精神分裂症，由此产生的费用，应当获得民事赔偿。申军良寻子的行为，是为了最大程度减少申聪人身损害和于晓莉病痛伤害的行为，也应纳入民事赔偿范围。此外，在申聪已经找到生物学父母申军良、于晓莉后，申军良夫妇以法定代理人身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
申军良说，判决的这一天等了很久，昨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看着儿子的照片和那一摞摞的车票，根本就算不清自己到底走了多远的路，他想着自己15年来的遭遇，想着跟自己同病相连的4个家庭，还有另外4个仍旧没有团聚的家庭，一宿没睡。
文/北青-北京头条记者 张子渊 实习生 闫书瑜 杨阳
后来，由于生计原因，赵玉玲改嫁，整个家庭在这一系列的变故后彻底粉碎了。
2019年的时候，警方通知赵玉玲，他的儿子杨嘉新找到了。但在跟儿子交流后，儿子杨嘉新却不愿意回到母亲身边，儿子的理由是，在四川老家住不惯。对此，赵玉玲也理解，毕竟这个家已经没了。
赵玉玲也想念儿子，有时候会给儿子打电话，没想到儿子居然把她拉黑了。“他从来没联系过我，都是我联系他，我也跟他的养父母联系过，他今年18岁了，成绩不好，我让他读技校，他不愿意，想要上职高，他不听，把我拉黑了，我给他养父母打电话，他们也劝我说现在孩子大了，管不了他。我也担心他万一想不开，怎么办，只能先听他养父母的，等以后孩子步入社会了，再慢慢理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