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宋代奸臣比较 蔡京是帮凶秦桧才是罪魁

2020-09-22 00:44:48 作者: 解析:宋代奸

  赵鼎在战乱中成长为肩挑大梁的宰相,可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坚定的抗金意志,投身到抗战救国的大事中去。同年,伪齐联合金军南下侵宋,金国派出兀术领兵参战,合称五十万大军(实则三十万左右),来势汹汹,南宋上下举国惊恐。在讨论战御之计的过程中,将帅们议论纷纷,大部分人认为应避其锋芒,还有人劝赵构赶快寻一逃跑之地,保命要紧。而赵鼎却认为要积极应战,坚决抵抗,不能示弱。在他的耐心劝说下,赵构决定抵抗。赵鼎又推荐赋闲多年的张浚为知枢密院事,视军江上。

  这段时间,是南宋脚跟渐稳、内乱渐平、经济复苏的一段时间,也是在抗击北方强敌人心最齐的一段时间,上至皇帝,下至士卒,可以说是同仇敌忾。形成这个好氛围,与赵鼎的努力协调是分不开的。在赵鼎的指挥下,韩世忠所部在扬州大仪镇大破金军,岳飞所部在庐州大败伪齐军,前方佳音不断,捷报频传,取得局部战争胜利。加上此时金太宗病危,金军见无利可图,只得撤军北还,联军攻势被瓦解,赵构暂时又坐稳了帝位,不禁长舒一口气,感叹道:“赵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兴,可谓宗社之幸也。”

  路线之争你死我活

  赵鼎在任相那些年,虽然内忧外患、举步维艰,但他心情是舒畅的,因为朝廷上下抗金的态度基本一致。人做事累点不要紧,要紧的是上下同心,这样的话,身累心不累。最怕人心不一,这样必然身心交瘁。赵鼎之所以成为“中兴名相”,一方面因为本身的才学与品质,另一方面与当时朝廷的氛围也有一定的关系。

  当然,正如一个国家有兴衰之别,人的仕途也绝非青云坦途,也有背运之虞。在他的推荐下,张浚再次入朝拜相,两人共同辅佐赵构。赵鼎与张浚虽然都是主战人士,但两人性格却迥然不同,张浚激进,赵鼎淡定,张浚操切,赵鼎沉稳,一个急于求胜,一个稳扎稳打。这样两个人在一起共事,无论他们先前有多么友好,迟早也会产生矛盾。

  绍兴六年(1136),刘豫决定孤注一掷,组织伪军三十万,打着金军的旗号,分三路南下伐宋。赵鼎意欲退守江南,而张浚主张抵抗,并得到赵构支持。于是,张浚调动各部与伪齐交锋,获得了胜利。胜利后,赵鼎主张停战,而张浚却坚持乘胜而上。同时,在处置名将刘光世的问题上,赵鼎与张浚也分歧严重。张浚认为刘光世久而无功,应当罢免。赵鼎认为用人之际,轻换主帅会离散军心。而皇帝赵构希望张浚能帮他恢复中原,对张浚言听计从。两人矛盾逐步升级。在此情况下,赵构罢免了赵鼎,让他以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

  后来,在张浚的一手操办下,朝廷夺了刘光世的军权,结果刘光世去职后,他的部下郦琼却因不服新人节制,率淮西军四万之众投降了伪齐,使南宋刚刚积攒起来的一点兵力优势丧失殆尽,史称“淮西兵变”。最后,张浚也不得不引咎辞职,赵构又重新启用赵鼎为相。

  二度任相后,赵鼎越来越感到行事艰难。艰难的关键,是因为赵构在内政外交政策上,起了显著的变化。一是要贬死张浚。张浚是有“勤王”之功的,苗刘之乱的平定,几乎是张浚一手策划的,但当他辞职后,赵构却无情地说:“浚罪当远窜。”要将其贬至岭南,而岭南在当时却是死地。为此,赵鼎偷偷扣下诏书,然后反复做赵构的工作,说张浚有“勤王”功,又说他有八十岁的老母要照顾,几乎是哀求,在苦口婆心的劝说下,赵构才勉强同意张浚贬岭南稍北的永州,其实也离死地不远。二是热衷于向金乞和。金国派人前来议和,说是议和,实际是以逼宋称臣、纳岁币等屈辱政策招降而已,所以朝臣都认为金人不可信,反对议和,而赵构却深信不疑,对反对议和者竟然一反常态地大发雷霆。三是秦桧上台。秦桧建炎元年(1127)被金人俘获,建炎四年(1130)忽然携家而还,十分吊诡。秦桧回来后,赵构曾用他为相,但不久就被朝臣论罢。然而,自从张浚离朝,秦桧就在赵构的安排下,再次进入了核心决策层。绍兴八年(1138)三月,秦桧出任尚书右仆射兼同平章事,与赵鼎并相,他那“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投降说又浮出了水面。

  综合其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关键是从张浚去国、秦桧归队开始,赵构就已经被秦桧说动,选择了投降金国、屈辱偏安的国策。而对于坚持与金势不两立的赵鼎来说,道路的选择就意味着前途与命运的选择,即便他不是激进派,但只要他坚持抗金,反对屈辱议和,就必须接受贬官的现实。于是,这年十月,赵鼎被罢去宰相职务,以忠武军节度使出知绍兴府,再也没能回来。从此,秦桧独相,全权处理南宋对金乞和事宜,前后专权十八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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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谪贬多处绝食而逝

  宋高宗赵构执政初期的政策有其摇摆的一面,有时主战,有时乞和。但自从秦桧任相以来,朝廷政策基本就是一味乞和、苟且偷安了。秦桧是坚定的投降派,赵鼎是坚定的抗战派,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注定了二人水火不容的死敌关系。

  如若要细察和掂量一下秦桧在高宗朝的地位,可把他与北宋徽宗朝的宰相蔡京进行一番比较。秦桧与蔡京的最大不同就是,秦桧能主导宋高宗的朝政,而蔡京却无法左右宋徽宗的大政方针。也就是说,秦桧任相时,宋高宗在外交内政上,大都听命于宰相,而在宋徽宗眼里,蔡京不过是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钱袋子。蔡京创设“应奉局”,大兴“花石纲”,改革盐法和茶法,为宋徽宗在享乐和金钱上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他任相期间,陈东等几个太学生就可直接上书骂他国贼,宋徽宗甚至三次让他退休,拿掉他就像拿掉桌上一个杯盘那么容易。两者相较,秦桧堪称权臣,而蔡京只是一个通过不断满足皇帝欲望而获得宠幸的弄臣,秦桧是祸国殃民的罪魁,蔡京只是一个助纣为虐的帮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秦桧能够轻轻松松裹挟着皇帝,以皇帝的指挥棒实现自己巩固权位、排除异己的目的。

  所以,秦桧要打击异己、收拾起赵鼎来,简直是易如反掌。赵鼎作为秦桧的对头,注定无处可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