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金城一时成了天津的扛把子。直到今天，天津重新成立民营银行时，还把“金城”这个名字重新拾起来。
二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如果审视“北四行”，你会发现，它们的“出身”，大多成分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势力纠结于其中，有时甚至让人看出“官方背景”。
一、参股的多有官场大佬，有亲自加入，也有隐形持股；
二、与权力结合得比较紧密，甚至以权力作为依托；
三、擅长做政府生意。这在盐业银行身上体现得特别突出。张镇芳本人就是前清官僚，而且和***有着特别的关系。不过，其因参与辫帅****，结果失败后锒铛入狱，但这并没有让盐业就此走衰。首先，它有“盐业”作为依托，信用依旧。其次，它被北洋政府段祺瑞内阁接收，为政府所庇护。
也正是段内阁，派出吴鼎昌（1884-1950）作为盐业银行的总经理。这位生于四川成都，祖籍浙江吴兴，留过洋的一介书生，毕生有着三大“职业理想”：开银行、办报、兴学——幸运的是，他又都一一实现了。
办报，他曾在1926年盘进过《***》，任社长，留日老同学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这一时期的《***》，颇具风流；
兴学，他在任贵州省**期间，大力支持创办贵州大学、贵阳医学院及贵阳师范学院，让贵州的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再回过头说第一个“理想”——开银行，也无疑很成功。早在1911年8月，他就出任大清银行总务局**，旋调任大清银行江西省分行监督。****时，他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军用票发行局总办，参与了100万元军用钞票的发行。**成立后，大清银行被改组为中国银行，他出任正监督，并主持拟定了中国银行条例。1917 年，他又出任财政次长兼天津造币厂厂长，主持铸造风行于世的“***”。
在袁政府**之后，他又投靠了段祺瑞，然后便有了盐业总经理一任。在这一任上，吴鼎昌的行事风格也比较有意思，除了紧盯北洋政府各机关领导的军政费这一存款之外，还曾重用过一个人——在天津庆喜金店充外勤兼二掌柜的岳乾斋。此前，岳乾斋在从事金银首饰的买卖的过程中，结识了不少权贵显要和清代遗老。无疑，这些人的手中，必然掌握有清室大量的文物。吴鼎昌通过他，长年从事一项特殊的业务，即向这些权贵显要和清代遗老，包括末代皇帝溥仪在内的清室后裔办理押款。仅此一项业务，就使盐业大发其财。
日后，当清室无钱还款，他们的押品就被没收处理。这一大批古物中，就2200多件瓷器，是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之物。此外还有很多乾隆时期的玉器。将它们变卖，不仅还清了清室的押款本利，还剩下千余件文物，其中还包括中国文物史中最为知名的一套16只金编钟，它无疑成了银行的账外之财。
【图说：著名文物在败家子手中也不如草芥】
和吴鼎昌能有一比的，大概就算周作民了。
作为金城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创业初期股份很小，只是总经理，直到1937年才当选为董事长，并同时仍兼任总经理，实现了对金城的完全控制。
不过，正因为他给金城网罗了一堆“神仙”，让其在投机政府公债、库券和进行财政性投放等上面获得了巨额利润，这也成了它最大的利润来源。
成立后仅仅经过三年时间，金城就在华北获得了与中国、交通、盐业银行并列的地位，奠定了其发展基础。这也导致了周作民不太注重管理，而注重经营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要求基层行员一定要有服务礼貌，哪怕盛夏季节，上班接待顾客都必须穿上整洁的长衫。
另外，他的手下还准备了“吃、喝、嫖、赌、玩古董” 这五种人才，投那些需要敷衍逢迎的人物之所好。谁要是路子多，他往往很迁就放纵，哪怕生活腐化，挥霍公款，甚至拖欠行里很多钱，最后经过他批准，就可以作为呆账一笔勾销。
无疑，这两位行事风格颇为相像的银行家，在未来的日子里也一定“惺惺相惜”，他们除了在双方的银行里相互持股之外，像吴鼎昌在金城初创时期，就是它的董事，以及监察人，他们还实现了联营。
当然，这一切源于吴鼎昌在1921年的欧美考察游历，“他认识到外国银行资本雄厚，而且协作精神强，遇到风险和难题可相互调剂；而我国银行界各自为谋，不相联合，势孤力弱，当此乱世，若不联合起来形成合力，断不能图发展。”（李力，《乱世风流——**银行家吴鼎昌的经济人生》）
一开始，联营方除了盐业、金城，还包括中南，没多久，谈荔孙也表达了加入联营的意愿。于是，四行一拍即合，于1922年成立了“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
至此，“北四行”的名头一炮而响。
三
相比盐业、金城，以及**，作为“北四行”之一，中南却有点名不正言不顺。
首先，它的名字，就透着一股“南方味”。和周作民一样，它的创始人黄奕住也是南方人，出生在福建南安。但和周作**要就职于北方不同的是，他 16岁就随同乡流浪到印尼，从剃头开始打拼，35年后成为当地显赫的糖商。不过，在强烈的爱国意识的驱使下，他最终放弃了在印尼打下的大好基础，回国定居厦门，并成为厦门首富。
为了体现“华侨资本家良多于祖国国家社会各事业抱具执忱者”，也“以为今后为南洋华侨资本家社会各事业发生关系起见”，他与《申报》董事长史量才、银行家胡笔江等人谋设中南银行，并于1921年6月正式开业。
之所以以此为名，“中南之者，示南洋侨民不忘中国也。”
在这家银行中，他认股350万元，占第一期缴足资本的70%，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中南银行不仅名字很南方，而且也是侨资金融企业，在当时应为全国最大；其次，中南银行的总行是设在上海，位于上海汉口路110号，是“北四行”之中没有将总行设在天津的唯一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