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居厦门抗战老兵讲述历史,今天,请向他们致敬

2020-09-04 00:11:38 作者: 现居厦门抗战

“当时我们吃野菜充饥,冬天没有厚衣服穿,还要小心日本兵。”马作金回忆,那时的苦不只是吃不饱穿不暖,还有提心吊胆、随时没命的恐惧。日本兵包围了马作金山东老家村庄的三面,在他的家门口就能看到日本兵的炮楼。日本兵时不时扫荡村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有一回,一对逃难到他们那里的母子说,其所在村庄的一千多人都惨死在日本兵的枪下,母子俩没被击中,才躲过一劫。

1949年厦门解放时,马作金身穿军装留下纪念照。

1944年,年仅14岁的马作金因为见不得日本兵烧杀抢掠,在一位同村大哥的鼓舞下,想加入八路军。为避免被日本兵发现,两人趁天黑偷偷出走。“我们只知道八路军营地大概在山附近,就朝着山一直走。”马作金回忆,直到隔天下午,他们才走到八路军的岗哨。“你几岁?”“15!”马作金虚报了一岁,没想到哨兵还是嫌他年龄小,层层报告到营里。马作金担心领导不同意,便说自己无家可归,部队这才答应留下他。“我是使出软磨硬泡的功夫才当上兵。”马作金笑着说。


战斗:子弹金贵 他危急关头才开枪

“今天当兵,明天就上战场,每次战斗都相当于搏命,尤其是在装备紧张的情况下。”马作金说。

“当时子弹少,金贵,我们都不舍得轻易用。”马作金说,有一次战斗,班长和日本兵扭打在一起,一旁的战友发现后,甚至都不敢动用那枚宝贵的子弹,硬是将日本兵头上的钢盔扯下来,再将日本兵打死。

为了提高作战水平,保护自己,马作金常用稻草人苦练拼刺刀的本领。马作金清楚记得,有一次在和日本兵拼刺刀时,他不得已用了一发子弹。当时,敌人的刺刀就要刺下,他按动扳机,救了自己一命。原来,他事先将枪藏在刺刀下,千钧一发时才开枪。


追忆:七兄弟三人当兵 日本兵拿刺刀来抄家

马作金前些年回山东老家探亲时,在老房子的外墙上发现当年日本兵拿刺刀扫荡的孔洞。“日本兵听说我家有人参加了八路军,拿着刺刀就来抄家。”马作金说,为了抗日,他家7兄弟中最年长的3人都去当了兵,其中,大哥牺牲在东北战场上。而外婆外公听说一个连160多人只活下来30多人,以为马作金也牺牲了,伤心极了,在他当兵两年后相继去世。

“连长牺牲在壕沟里,两个战士不忍心将他舍弃在敌人那儿,就将他带到隐蔽处安置。”“我受伤了,是战友们用担架把我抬到卫生院医治”……马作金说,尽管抗战胜利已很多年,但那些战场上惨痛的场景仍时常浮现在他的眼前,战争在每个亲历者身上都留下无法磨灭的伤痕。


祖籍厦门的华人科学家林可胜

组建战时训练所 培训两万医务人员

一场名为“烽火仁心——林可胜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展览,今日起在华侨博物院展出。这位祖籍厦门的华人科学家,在民族危亡之际毅然投笔从戎,领导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舍生忘死投身救国事业。  

人物介绍

▲林可胜晚年潜心投入痛觉生理学与药理学的研究,再次活跃于国际生理学界。1955年,林可胜正式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69年病故于牙买加。 (出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

1938年,中国红十字会人员参与建造为空袭受害者搭建的临时避难所,戴白色救护帽者为林可胜。(出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

透过老照片,这段中华儿女爱国救亡、医者仁心、救死扶伤的故事生动再现。


临危受命 回国抗战

提出组建流动医疗队 尽可能推进到前线

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档案里,林可胜籍贯为“福建吾惯”。“吾惯”又称为“五贯”“鳌冠”等,今属厦门海沧区。

林可胜是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林文庆之子。虽然出生于新加坡,自幼受教育于英国,但在他“西化”的表面下,却有着一颗赤诚的爱国心和强烈的民族意识。

1924年,林可胜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获得生理学、科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成为北平协和医学院第一位华人教授。他创建了中国生理学会,又创办《中国生理学杂志》(英文版),为我国现代生理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潜心治学的同时,林可胜时刻关注局势变化和中华民族安危。1937年,侵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的卫生署长刘瑞恒倡议实行战时三合一政策,将卫生署、军医署、红十字会三股力量结合起来,提升战地救护效率。拥有海外背景、具备良好医学素养和出色组织能力、具有较高国际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林可胜,成为领导这支队伍的不二人选。

正在英国度假的林可胜接到电召后,立即赶回,临危受命。1937年底,中国红十字总会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后更名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林可胜出任总干事兼总队长。他提出组建流动医疗队,将救护队员分成若干救护队,尽可能推进到前线,确保救护及时高效。

从1937年至1942年,救护总队共发展150支救护队、3420名队员,遍布全国主要战区,为抗战取得全面胜利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


培养军医 救护防疫

救护总队救治军民超过2200万人次

救护总队成立之初,战时医务人员的缺口成为制约队伍发展和救援的重要因素。

1939年2月,救护总队迁址贵阳图云关,林可胜领导救护总队人员,在此建设了抗战时期中国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战时医疗救护中心和军医培训基地。

他组建“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责成专家编写战时教学规程,配合救护需要开设各类课程,培训了2万余名各级各类医务人员。经过培训的战时医务人员从这里奔赴各战区,成为抗战时期抢救伤员的中坚力量。在1938年至1945年间,救护总队救治军民超过2200万人次。

抗战爆发后,传染病的流行愈加严重,许多伤兵死于疾病。林可胜坚持救护与防疫并重,1940年夏,他率队深入各战区考察军医设施,行走70多天,回贵阳后马上拟定预防水致传染病与肠胃病的计划,推广到各战区。他领导开展的灭虱站、新式厕所、饮水消毒、预防注射、卫生宣传教育等多项工作,有效预防了传染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