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士大夫都是些什么人?

2020-07-23 20:00:02 作者: 宋朝士大夫都

另一派以宰相韩琦、副宰相欧阳修为核心,认为断无皇帝叫自己亲生父亲为“皇伯”的历史礼法,欧阳引用了儒家经典《仪礼》和唐玄宗开元年间、宋太祖开宝年间的礼书记载,得出结论:亲父、后父(嫡父),均可以称作父母,而没有改称“皇伯”的前例。

欧阳修还援引汉宣帝的实例,夯实证据:汉宣帝是汉武帝的曾孙,在位期间,轻徭薄赋的同时,大破匈奴、设立西域都护府,让西汉达到全盛,历来被儒家夸赞为盛德之君。

就是这样的盛德之君,和宋英宗一样,最初是以汉昭帝儿子身份继承大统的,实际上,汉宣帝只是汉昭帝的侄孙,即汉宣帝是汉昭帝哥哥的孙子。而在汉宣帝继位8年之后,还是追谥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考”。

所以,这是一个闹不清楚的争议,双方都可以引经据典,找出符合自己观点的证据:按照判例法,韩琦、欧阳修是对的;按照原教旨儒家教义,似乎不应该称“皇考”。

同时,这也是一件皇家私事,和天下大事无半毛钱关系。

但御史谏官们可不这么想,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奇货”,如果在这件事上发表观点,特别是反对“英宗皇帝和宰执韩欧”的观点,并闹得天下所知,自己就可以获得“直言抗上、不惧威权”的名声,获得天下士子的好感,为自己以后平步青云铺路。

所以,尽管在百官第一次公开讨论濮议问题后,宋仁宗的皇后,当时的皇太后,宋英宗的法律嫡母--曹氏立刻以手书责备宰执韩琦和欧阳修,讨论称“皇考”是错误的。

宋英宗也迫于曹太后的压力,就下诏说:这件事不要再说了,到此为此。

可礼部主官范镇不依不饶,依然频繁上书,坚持宋英宗要接纳“皇伯”的提案;御史谏官的上书也如雪花一样,飘进了宋英宗的案头。

宋英宗不想激化和曹太后的矛盾,也不想再在此事上纠缠,就把一切上书留中:不拒绝、不反对、不回复。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示弱姿态了:求求你们,可消停些吧。

但以司马光、吕诲、范纯仁为核心的御史谏官们不干了,上了这么多书(也包括非濮议的上书),大多都不予理会,于是内心怨恨,就大骂当时的宰执韩琦和欧阳修阻塞言路、欺上瞒下,并议论宋英宗是拒谏之主。

韩琦和欧阳修被骂的实在顶不住了,就和宋英宗抱怨说:要么就把他们上书的条陈,选择一二条不重要的,施行一二,缓解一下他们的怨气?

宋英宗惊呼:怎么能这么干,如果御史谏官们说的可行,我当全力推行,岂止施行一二;现在他们说的大多数不切实际,如果为了他们的面子,勉强施行,那不是耽误国家大事吗。

于是,御史谏官和司马光、吕诲、范纯仁们,怨恨升级,你不听我们的,我们就把事情搞大。

此后,各种儿歌、打油诗、唱曲传遍东京大街小巷,京都市民都说:宋英宗要把濮王迎入皇家太庙,把仁宗的牌位拿下来。

民间舆情汹汹,皆指责英宗忘恩负义,继承人家的皇位,却要把人家赶出太庙,事实上:宋英宗和宰相韩琦,从来讨论的都是将濮王独立建庙,从未有把濮王迎入太庙的想法,更遑论把宋仁宗排位拿走这种大逆不道的做法。

这种颠倒事实、离间国民的风言风语,是谁放信息到民间的?正是那些大义凛然,言必称仁的御史谏官和士大夫们。

中外议论,民情汹汹,事情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于是宰相韩琦和欧阳修只好想到了一个折中协议:不称“皇考”,也不称“皇伯”,称“亲”。

宋英宗也表示认可,但还是很谨慎:要得到曹太后的认可才行。

于是,韩琦、欧阳修和曹太后积极沟通,得到了曹太后的最后答复:第一,可以称亲;第二,不能称濮王为皇。

宋英宗和宰执韩欧同意,达成一致。

这是皇家的私事,既然最大的“苦主”、宋仁宗的皇后都同意英宗可以称濮王为“亲”,双方就达成了和解,很多东京市民和一些官员看到宋英宗发布的手诏:没有把仁宗移出太庙,也没有称“皇伯”,只是称亲而已。这符合人情伦理,皆称朝廷处置得当,大舆论也就熄火了。

更骚的是,转过头来,御史谏官赵瞻就说:昨日官家恳切挽留我们,如果态度再恳切一些,我们就留下了。

吕诲更说:如果朝廷能够采纳我们提案中的十之三四,让我们脸上挂得住,我们决不至于要求外放罢黜。

这就牛逼了,不称皇考已经是采纳你们提案中的一半了,何来“如果朝廷能够采纳我们提案中的十之三四”之说,更何况人家皇帝挽留你,你还觉得给的面子不够,态度不够恳切,你是来当官的,还是当官家(宋朝皇帝俗称)的宝宝的。

就这样,这群人即不懂得政治妥协,也不拿皇帝和宰执的名誉当回事,把皇家私事当做自己扬名立万的“奇货”,大肆宣扬,大造舆论,事情搞大了,事情没有按照自己的提案进行,就觉得脸上挂不住,随即就给韩琦、欧阳修泼道德脏水,以泄私愤。

贬官临走之前,还自我贴金一把:皇帝留我了,但态度不够好,所以我还是走了,我真是个犯颜敢谏的直臣呀。

反正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宝宝没错,宝宝是最有面的文人士大夫,而同样是这样一批人(范镇、司马光、吕诲、范纯仁),在十几年后的王安石变法中,也是攻击王安石最厉害的中坚力量,仅仅一个“濮仪”小事,就闹到大奸大邪、

乱大论,灭人理的高度上,而王安石变法,更涉及官位、钱粮、土地、税收等根本利益的分歧,其攻击烈度和污蔑宽度,随着王安石《熙宁日录》被销毁,已经难以见到真面目了。

按理说,这件事到此为此,各让一步,范镇、司马光、吕诲、范纯仁和御史谏官应该满意了吧。

但宝宝心里苦,宝宝要闹,范镇、司马光、吕诲、范纯仁和御史谏官等当初提案“皇伯”的人,觉得丢了颜面,意气相激,便说称亲也不行,就要按照我们的提案,称“皇伯”。

人家皇帝从“皇考”变成“亲”,皇和考,都不称了,连退两步,怎么你们退一步就是丢了颜面了呢?

为了打击“称亲”这一提案,范镇、司马光、吕诲、范纯仁和御史谏官把攻击的点,由礼仪观点之争变为供给对手的私德。他们说:宰相韩琦勾结宦官高居简、苏利涉,巧言令色,迷惑曹太后,才得到了曹太后的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