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大部分的士大夫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一言以蔽之：沽名钓誉、贩卖道德。
如何理解呢？沽名钓誉是指很多士大夫参与政事，常常为了反对而反对，以反对为由头，蛊惑大众，在文人士大夫间获得“刚正不阿”的功名，为此后仕途青云铺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既不在乎你是法家理念，还是儒家思想，也不在乎你做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反正我要发对，我要发声，我要彰显自己的存在。
贩卖道德，是指很多士大夫为了反驳、打击反对派，常常不就事论事，就政治观点进行逻辑驳斥，而是进行个人私德的攻击，常常把政事的争论，最后上升到：“对方是奸邪，对方灭绝人性”的纯粹道德高度，甚至为了打击政敌，搞出对方“乱搞男女关系”的下三滥手段来。
这两点在朋党政治、小圈子政治的加成下，成为北宋政治的一颗毒瘤，严重阻碍了宋朝政治体制的顺畅运转和应由改革的进行。下面，以北宋仁宗时的“范吕之争”和英宗的“濮议之争”两个历史事件，来展现一下宋朝很多士大夫的真实面目。
范吕之争
宋仁宗景祐年间，范仲淹因为不满当时的权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因此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
吕夷简听闻范仲淹上书，立刻反击，组织党羽大臣和谏官大规模上书，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由于当时的朝野中身居要位之人，都是吕夷简手下的人，于是范仲淹很快被罢黜，外放饶州。
这本是个有关宋朝宰相权力大小的政治争论，范仲淹既已被罢黜，吕夷简集团按理说应该就收手吧。但有人把这件事看做一件可以邀取功名的好机会，侍御史（谏官）韩渎不知从哪里搞出了一份范仲淹朋党清单来，要求朝廷一并罢黜外放。
这下捅了马蜂窝，因为这个所谓范仲淹朋党清单中的很多人，大部分不过是与范仲淹有过诗文唱和或杯水之交，连朋友算不上。但韩渎把他们打击为范仲淹朋党，搞得人人自危，不敢再敢为范仲淹被罢黜的事情再发一言，只有少数人力辩与范仲淹是真朋友，要求一起罢黜。
以至于范仲淹被贬出京，竟无人敢送别，只有独龙图阁直学士李紘、集贤校理王质出郊饯行，世态炎凉，可见一番。
过了差不多8年，吕夷简因为病重而辞去宰相，范仲淹继任宰相，当初被打压的所谓“范仲淹朋党”纷纷提升高位，大出了一口鸟气，立马神气起来。
所谓“范仲淹朋党清单”中的一员，也是北宋的著名理学家石介做诗得意洋洋道：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
把吕夷简称作大奸臣、奸相，可谓意气之争，盖帽子扩大化了，要知道吕夷简死后被谥号“文靖”，一个算得上中上等文臣的评价。《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史学家评价说：宋仁宗中前期，天下繁盛，吕夷简的功劳最多，在抗击西夏的侵略中，也多有奇策，可谓当世名相。
元朝宰相脱脱在《宋史》中评价吕夷简道：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多赖吕夷简的运作。
可以说，吕夷简如果说算不得一个名相，至少也是个中等才略的权相，如果消极的看，也是个庸相。评价吕夷简是大奸相，既不实事求是（如果吕夷简这样的是奸臣、奸相，那么宋朝以及历朝历代的奸臣、奸相恐怕是汗牛充栋，众奸盈门了），也是对吕夷简进行下作的道德攻击。
至于范仲淹以及石介当初提的吕夷简相权太大的观点，实在有些站不住脚，因为范仲淹在执政宰相后，竟然奏请扩大相权；既然你当初反对吕夷简相权太大，怎么自己执政后，就变成相权太小了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吕夷简是奸臣，相权太大有危险，而范仲淹是明臣、忠臣，所以相权再大一些也不危险。我非常佩服繁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超级政治理想，但在这件事情上，范老双标了。
绝大部分人，到底无法脱离自己的事情看待事物。
基于有了吕夷简以及其执政下属都是奸臣的看法、定位，所以范仲淹、石介上台后，也免不了对这些奸臣打击、报复的做法，把他们外放的外放，罢黜的罢黜，而没有把一些真正有才能的技术官僚挽留下来。
当时同样是所谓“范仲淹朋党”一员的孙沔，看到石介的诗后，非常忧虑这种“道德攻击”和不问是非的“朋党之争”，他说：（朋党）祸乱自此开始了。
观察敏锐但又无可奈何。
因为即使他很早的洞察到了北宋党争祸害的开始，但挡不住此后北宋无休无止的党争：王安石变法的新旧党争；宋哲宗时的绍述党争，以及在南迁到杭州后，继续内斗不休，直到灭亡。
而范仲淹革新，因为触及世袭恩封官僚集团的利益，数月即停，在夏竦、章得象、王拱辰反对派的攻讦下，范仲淹连同其同盟党羽石介、韩琦、富弼同时被罢黜外放。
这时，曾是王拱辰志得意满：我一网打尽了（这些奸邪），其口气和心理，与石介何其一致，这几乎是数月前范仲淹入相的重复。
哎，人类总是喜欢重复自己的错误，而不知悔改。
濮仪之争
所谓的濮仪，就是北宋版的“大礼仪事件”：宋仁宗到了晚年，没有儿子存活下来，就把自己堂兄濮王赵允让的第十三子赵曙过继到自己膝下，作为太子培养。
宋仁宗去世后，赵曙继任皇位，是为宋英宗，这时候宋英宗如何称呼自己的父亲，如何给濮王赵允让建庙封册，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出。
朝廷大臣分为两派，一派以范缜、司马光、吕诲、范纯仁（范仲淹的次子）为核心，以御史谏官为羽翼，坚决反对宋英宗称自己的亲生父亲“濮王赵允让”为“皇考”，他们认为宋英宗既已过继到仁宗膝下，就是仁宗的嫡子，按照原教旨的儒家理论，濮王赵允让这个亲生父亲，已与宋英宗脱离了“宗亲理法”上的父子关系，只是宋仁宗的伯父而已，即使考虑到英宗个人感情，最多只能称为“皇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