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医生自古以来就是治病救人的，但在明朝，却有这样一群太医，不但不以救人为目的，反倒会用让人来试用可能会对人体有害的药方，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明代著名医学家刘纯在其所著的《药治通法补遗》中曾提到：
余苦之。若以囚试医之后。仍应手即死。奈何。不可用毒矣。
大意是说他苦苦思索（解决办法），如果用囚犯来试验药方，仍然会死人，那么以后就不能再用含有毒药的药方了。
故事还要从明朝的御医制度说起，按照常理，能够成为御医必然是经过严格的考核和筛选，进而从全国选出优秀的医生成为御医。但熟悉医生职业的朋友们都知道，医生是一个越老越吃香的职业，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其医治的病患自然就越多，积累的丰富经验可以让医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进而药到病除。
但与之相对应的，年轻的大夫往往只熟悉理论基础，一旦实操就很容易麻爪，这一点倒是古今一样，所以即使是通过的重重考核，筛选出的也往往是理论达人，至于实操如何，往往不尽如人意。
这些人成为御医以后，其职责是只对紫禁城那一小撮儿人的健康负责，而就是小一小撮儿人还需要分配给众多御医，典型的僧多粥少，毕竟谁都不可能天天生病。这就从先天上限制了这群御医的经验积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年到头就看屈指可数的几个病例，可以想象这群御医的医术会有怎样的“进步”。
这一点倒是和如今的一线城市医院的医生和三四线城市医生遇到的情况类似，并非三四线的医生和一线城市医生先天有多么大的差距，而是一年看几千病例的和一年只能看几十个病例的医生，积累的经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言归正传，除了经验不足，御医因为往往是给皇亲国戚，甚至皇帝和妃嫔本人看病，开的药方是否有效，往往需要御医负全责。而伴君如伴虎，稍有不慎可就要脑袋搬家，这便极大地加重了御医们的心理负担，于是乎御医们都养成了一套潜规则，那就是按章办事。
古代的名医往往会编制医书，其中一部分会将什么症状用什么药方明确写出来，比如中医四大著作之一的《伤寒杂病论》中便记载了许多对症药方。既然前贤人已有定论，很多御医就选择完全按照书上的操作来治病，本质原因是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不用担责任了。
但书本毕竟是死的，而人的病症却是不断变化的，这就如纸上谈兵，完全照搬书本是会出人命的，果不其然，在明成祖朱棣时期，御医就因为笃信书本，导致给朱棣的两位爱妃开出了带有毒药的药方，虽然是药三分毒，是毒三分药，古代很多药方中的确是含有一两味有毒药物的，但不结合实际的瞎用，可是风险很大的，果不其然，朱棣的爱妃本来只是小小的头疼感冒，最终却莫名其妙地一命呜呼了。
身为九五至尊，连最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朱棣一怒，三千宫女就成了刀下亡魂，而负责开药方的御医，也被夷灭三族。正是看到了这样的悲剧，医学家刘纯便从1410年就开始了以囚（死刑犯）试验古代医书上的药方，并与历代许多临床失败的病例相结合，终于发现御医严格地按照书本去治病的弊端。
这些御医往往都是出身名门而饱读医书的人，都是按照历代名医的处方治病，不敢越雷池一步。刘纯在《药治通法补遗》里说：
保皇室而护自家。故前贤之论不可信之。
也就是说，为了保护皇室的安全，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治病）千万不能迷信书本。
要知道刘纯提出这一观点并非是现代，而是传统文化盛行的十五世纪，这种敢于质疑先贤的严谨态度，是多么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