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大战
在每一个朝代建立之前，总会有对前朝的灭国之战和与曾经的“队友”之间的争夺，而这种争夺，总会迎来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例如，在秦汉，有垓下悲歌，相应的，元明易代，在朱元璋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也会面对他的强敌——陈友谅；然后送上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鄱阳湖之战。
不同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世运的进步，战争的方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于是出现中世纪最大规模的水战——鄱阳湖之战。鄱阳湖之战不只是朝代更迭中的一朵小浪花，可以成为风口浪潮。换言之，不仅是改朝易代的关键，更是军事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战前形势对比：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1.各方势力范围
元末农民起义，白莲教魁韩山童首举义旗，号红巾军。后被镇压，余众刘福通并韩林儿等人盘桓直隶、黄淮之间，逐步星火燎原。与此同时，张士诚、徐寿辉、郭子兴等人纷纷响应，时有反复。
到至正二十年，曾经如火如荼的红巾军已经腹背受敌，早早消亡；张士诚家资最丰，据有大半江浙；陈友谅刚刚夺权，根基未稳，势力与张士诚接壤，同时需要防备西南的叛将。
红巾军
至于我们的主角朱元璋，以金陵为根据地，不断向外扩充其势力。这时，北面的韩林儿、刘福通已经瓦解，西面是陈友谅，志大才疏；东面是张士诚，小富即安，后期已经被蒙元腐蚀，经济实力不错，军事实力却未必。
陈、张占据吴楚，惟有皖南、浙东一部分地区因为驻守的元兵势力较弱而被朱元璋收入囊中。至于元朝政府，早已经风雨飘摇，不足为惧。南方势力的争夺进入了最后阶段，是时候整合所有力量与北方的蒙元政府一较高下。于是，至正二十三年，朱、陈会战于鄱阳湖，陈氏大败，朱元璋解决了统一南方最大的阻碍。
2.为什么要夺取鄱阳湖？
元朝，在经济上，是一个很令人可惜的朝代。在它之前，宋朝，出现了中国的商业革命，出现了创造性的纸币、市场、租赁关系、雇佣关系。在它之后，明朝发展出资本主义萌芽。在这两个朝代之间，元朝不能说毫无建树，但确实错失良机。相比于宋明法律和风气上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帮助，元朝却“穷极江南，富夸塞北”。
夺取鄱阳湖，或许是多种因素组合的必然，然而其中必不能忽视元朝时江南的经济现状。鄱阳湖属江西北部，长江下游，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据有鄱阳湖，则能为军队减轻相当的经济压力。
朱元璋
鄱阳湖水域广阔，朝代更迭之际常有湖寇，这既能为部队补充兵员，又能有效地解决社会隐患，安定当地民心。另外，在古代，鄱阳湖是北方进入江西的水道，南宽北窄，地处津要。夺取鄱阳湖显然有着战略上的必要。
从各方势力割据的状态来看，至正二十三年前后，张士诚、陈友谅的势力已经暗通款曲，颇有联合的趋势，这对朱元璋是极为不利的。其次，鄱阳湖会战之前，陈友谅已经屡屡进犯江西，对朱氏造成了相当的人员伤亡，无论是出于防卫还是为了安定军心，朱元璋都必须对此作出回应。陈友谅是渔家的孩子，他的队伍，水军最强。所谓“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
这样，朱元璋要统一南方，就要先打败陈友谅，要打败陈友谅，就要先打败他的水军。最后阶段，两者争夺的焦点在江西，共80万大军决战的战场，选在了鄱阳湖。
大战一触即发
1.背景：从战前举动简单预判
《明史·太祖纪》：“二十三年春……二月壬申，命将士屯田积谷。”鄱阳湖之战之前，朱元璋稳扎稳打，屯田积谷。
这不仅能为军队提供充足的经济保障，而且显示了朱元璋对自己势力范围内强大的掌控、管理能力，也可作为明太祖治正清明，“百姓归附”的佐证。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顺应民心，才能事半功倍，取得“将士用命，百姓咸宁”的效果。是月，友谅将张定边陷饶州。士诚将吕珍破安丰，杀刘福通。三月辛丑，……以韩林儿归滁州，乃还应天。夏四月壬戌，友谅大举兵围洪都。
这是说朱元璋腹背受敌，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接连应战，损失惨重。太祖的应对方式是：反间计。“朕以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他让一名书生给陈友谅写信，写一封注定只被张士诚看到的信。在此之前，陈、张已经有了联合的迹象，在此之后，这联合有了裂痕。
张士诚
“秋七月癸酉，太祖自将救洪都。”显而易见，洪都是鄱阳湖之战的导火索。这一点，后文可以佐证。首先，“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在旬月征战的状况下，让主持大局的朱元璋奔赴洪都“救”，已经能看出战局的危急。这是有根由，在洪都，陈友谅吃了苦头。
陈友谅的身份，官方说法是“大汉”的皇帝。定都江洲，也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而洪都，是现在的江西南昌，这个地方属实是卧榻之侧。但是，镇守洪都的将领叛变了朱元璋，于大局，夺洪都是保卫“京师”，于个人，这也是陈友谅复仇之战。
对朱元璋来说，洪都同样重要。一者，是威胁“大汉”的桥头堡，二者，它不仅距离江洲很近，也距离应天不远。我们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这次决战，不是朱元璋理想的状态，朱元璋也许会胜，也是惨胜。除了“人心”，朱元璋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