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亡秦者胡也”，汉代人郑玄以为：“胡”是指胡亥，秦二世的名字。这句话的意思是“灭秦的是胡亥”，即“秦亡于二世”。显然，这是汉代人才看到的现实，而在秦始皇时人们是不可能提出“亡秦者胡也”的国号的。只有汉代村方士为了提高自身的声望，或者在民间散布“亡秦者胡也”的预言，或者在鬼神迷信的图书中编造出这样的话来。司马迁也许是听了民间的传言，也许是看到了这样的图书，因此才有如前述的交待，而不会是秦始皇时的事实。
以为秦始皇意念一动就决定北伐匈奴，也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匈奴问题由来已久。自战国以来，匈奴逐渐强大南侵，对中原地区构成巨大威胁。秦、赵、燕三国各筑长城。赵国在长平被秦战败，死士卒数十万人，国势危急，但不敢调动守北边的李敕军。李牧与匈奴战，精选军士，得骑士一万三千人，勇士五万人，射士十万人，约计李牧全军当在二十万人以上。秦、燕两国守边军比赵可能少些，各有十余万人，合计秦、赵、燕大约五十万人的大军防御边境，匈奴对汉族的压力可想而知。
据《战国策?燕策三》记载：燕王喜二十七年(公元前228年)，秦将军樊于期逃燕，燕太傅鞠武建议将樊于期送往匈奴，既免秦借口攻打燕，又可以连结匈奴以图秦国，说明秦统一之前，匈奴已成为秦的威胁。秦始皇既已削平六国，接着乘势北伐，以防匈奴对中原的进一步侵扰，这绝不是偶然的。
此外，北伐匈奴也与秦都咸阳所在位置有密切关系，秦建都咸阳，离北边匈奴所居河南之地不远，一旦有战事，不出数日，咸阳就直接受其威胁。始皇欲解除其后顾之忧，必须将北边的匈奴击退，不然始终不能安枕。由此看来，秦北伐匈奴的原因是明显的。秦始皇雄才大略，很难想象他会因卢生的一派胡言而兴师30万北伐。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把北伐匈奴与“亡秦者胡也”扯到一起呢?
那是司马迁别有用意。
从《史记?秦始皇本纪》可以看出，司马迁虽然对秦始皇的“少恩而虎狼心”流露出不满，但对其统一战争的胜利进军是以赞许的口气记述的，誉之为“世异变,成功大”，对秦统一后的一些重大举措如行郡县等，也曾予以肯定，然而，总的来看，他对统一后秦始皇的作为有相当一部分是采取否定、保留态度的。《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始皇二十七年后的记载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巡游以及随从们阿谀求宠的大量刻辞；二是焚书、坑杀学士”；三是官室坟墓之举；四是事鬼神迷信之事。这些，固然如实地反映了统一大功告成后秦始皇的主要事迹，但也流露出司马迁对秦的暴政的刻意贬斥。
同样，其贬意也深寓于对北伐匈奴的记述中。他写道：
“吾适北边，自直道肉，行观蒙恬所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
虽直斥蒙恬“固轻百姓力”，但其中包含着他对秦始皇的指责。司马迁一反常法，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之末居然整篇抄录了贾谊的《过秦论》，并推崇曰：“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他对秦始皇的批判。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秦统一之际，
“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但“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员，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后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这是贾谊对秦始皇的批评。而司马迁对蒙恬筑长城、修直道的批评是：
“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疗，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
蒙恬不去“强谏”始皇，却阿始皇之意而兴功，蒙恬兄弟固当遭诛，但他们的罪过难道不该归咎于秦始皇吗？贾谊论秦始皇，司马迁评蒙恬，其时其事，其实一样！司马迁借“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隐喻秦始皇“先诈力而后仁义”，又利用批评蒙恬“阿意兴功”的机会，暗斥秦始皇不顾统一战争之后急待休养生息的需要，而一味兴师拓边的举动。
他在描述北伐匈奴时，有意渲染了秦始皇事鬼神迷信的荒诞活动，竟然借汉代方士“亡秦者胡也”的编造，把北伐事与录图之书扯到一块，实在是寓贬意于荒诞中，用意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