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下惠不以侍奉坏的君主为耻辱，不以自己的官职卑微为低下；进身任职不隐瞒自己的才干，必定按照自己的原则办事；不被上司任用也毫无怨言，处境极端困难也不忧伤。他说：“你是你，我是我，纵然赤身露体地站在我旁边，你又怎么能玷污我呢？”所以自然而然地与他人共处而不失常态，别人挽留他，他就留下。他认为这并不妨碍他洁身自好。
孔子离开齐国，饭都来不及弄，把已浸在水里的米捞起来就跑；离开鲁国时，说：“我们慢慢走吧，这是离开父母之国该采取的态度。”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就是说该快走就快走，该慢走就慢走，该闲居就闲居，该做官就做官。
孟子对四位贤人的评价是：“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伯夷是圣贤中的清高之人，伊尹是圣贤中有责任感的人，柳下惠是圣贤中的随和之人，而孔子是圣贤中相机行事（识时务）的人。孔子可以说是集大成者。君子要效法圣人孔子，既需要智力也需要修为。
4.孟子对君臣关系的理解
再者，君主与臣下之间的关系也是孟子一直想要改善的地方。君臣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的重要内容，两者地位的相互制衡与博弈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演变。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士的地位相对较高，在政治决策中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孟子对君臣关系的论述就特别重视臣子的地位和作用。在孟子的主张学说当中，尤其是在君臣关系这样的一个框架之下，孟子认为臣子的作用是引导这段关系走向的一个重中之重，也因如此，孟子对于臣子的要求是极其之高的。
首先，孟子主张君子一旦入世为臣，就要尽臣之职责：承君命以养民，非君主私属。他明确提出臣不是君的臣，而是民的仆。若要实行仁政，则选贤任能不该由君主一人决定，而应该是“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这一主张与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百姓和社稷更重于君主，民心向背和社稷安危决定着君主能否保全国家和自身。
其次，孟子提高臣子的地位，提出国君有所“不召之臣”，用美德来对抗朝廷的爵位。“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像商汤、齐桓公那样有志于大作为的君主，必定会虚心向贤能的臣子请教，首先把贤臣当作自己的老师，其次才把他当作自己的臣下。孟子针锋相对地指出，当时的弊病正是各国诸侯都喜欢奉君主为老师的臣子，而排斥可以做君主的老师的臣子，也正因如此，各国君主中没有能够真正实行仁政和王道的。孟子的“臣为君之师”的主张大大提高了臣子的地位。
但是这种地位的提升并不是空谈，随着君臣关系的平衡，随着臣子地位的提升，孟子对于臣子的要求就变得更加苛刻，尤其是在忠奸的选择上面。这也就不得不提君子对于“忠君”这一原则的认知了。
君臣关系中孟子并不认为要一味忠君，而是主张君如何对待臣，臣也将如何回报君。这种可谓激进的观点在下面这句话中体现地非常明白：“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充分的强调了君主与臣子之间的关系，虽然这样的观点有些偏激，但是，这实际上映射出的就是封建时代君臣之间的关系。
如果君王有大过错，臣子应该谏言批评，如果反复劝谏不被采纳，那么就可以辞职离开，或者放逐君主。但是放逐君主之臣必须有伊尹那样一心为公的志和足以服众的德，否则就是篡位了。孟子多次强调，不能保民养民的君主不配做君主。他曾问齐宣王：“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齐宣王曾问：“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贼残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笔者认为，孟子的学说在发扬孔子之学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现实做了一些变通和创新，使儒家学说得以继续发展壮大。然而，孟子与孔子仍然一脉相承，其主旨并未有变。孟子代表儒家理想主义的一翼，稍晚的荀子代表儒家现实主义的一翼。在弱肉强食的战国，其思想中的这种理想主义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孟子的“仁政”理想难以使各国诸侯心悦诚服，无法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得以实施。
就像是在实际当中借假的孟子见梁惠王、梁襄王的几篇文章叙述的那样：孟子给梁惠王和梁襄王规划了一片王道统治之下的盛况，但是，孟子却忽略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所需的时间也是极其长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和国与国之间的相处一样，都有利益的纷争，这也就决定着像战国那样的乱世不可能各自为政的安稳发展下去的，也是不可能不言利益的。
所以，孟子的仁政王道思想是不可能在战国那样的时代发展下去的。但是尽管如此，孟子的思想的精华对后世和今天仍有深远教益。
参考文献：《孟子》、《道德经》、《四书章句集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