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从这样的视角着眼，我们才能领悟，在康熙十九年庚申( 6250)，其好友陈赤衷以贡士入京参加廷试时，黄宗羲何以会竟然对清廷有所褒扬之词。他说，“当是时，天子留心文治，招才琴钓之上，取士歌牧之中，士之闲一艺者，莫不锁厅而出”，此外，黄宗羲还曾说:，“今圣天子无幽不烛，使农里之事，得以上达，纲常名教，不因之而益重乎?"黄是否是为了明哲保身，不得已说了一些违心话不得而知，总之白纸黑字，说是说了的，而且说了不少。
在这些如今都可按查寻的文章的中，黄宗羲称赞过康熙帝“留心文治，大开荐才用才之途，广开圣听，无幽不烛"，“于纲常名教所系益重"，差不多是以无以复加的口吻吹捧康熙帝是近乎古代圣王之治了。另外，当朝廷征辟他入京时，他虽然以年老辞，但也毫不顾忌地推荐得意弟子进入朝廷，对于子孙的应科举试也至少没有反对。这些举措，可以推测，不会和他最后与兄弟黄宗炎黄宗会等关系不睦、和挚友吕留良等反目成仇没有关系吧。
可以说，晚年的黄宗羲，不仅与清势不两立的意志已经松弛，甚至已经不再固执地一味对抗，而是在利国利民利文化的前提下，谋求一种可能的合作方式，既然如此，清廷乐观其成，恨不得树为典型模范最好，又怎会加害于他？
三，清初文网不密，诛求不苛，能优容有异见的士人领袖
都说满清对于社会言论的管控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文字狱此起彼伏搞得读书人哀鸿遍野，其实按照史学界共识，这个现象是在康熙帝中期以后才开始盛行的。
黄宗羲存世的时候，所历清政，是在康熙中期以前。那时的满清朝廷，统治中原不久，政权尚未稳定，非异见分子咄咄逼人，不但不厉行坑儒政策，反对士大夫中的知识界大佬极其优容，取笼络人心的对策，希望软化这些前政党领袖、在野”公知”、社会大V、话语掌控者们，进而谋求合作。
所以，当时的黄宗羲，作为江南士绅头领级人物、知识分子中的大佬，不但没有刁难他，甚至对他极其礼重。比如，康熙17年，清廷议修《明史》工程，开设“博学鸿儒科”，以延揽汉族士人领袖，黄宗羲得到举荐，以病力辞得免；康熙19年，浙官员“以礼敦请”黄宗羲出山；次年，黄宗羲71岁，大员徐元文在康熙帝力荐黄宗羲参修明史，康熙帝且下旨浙江督抚探望问询，黄宗羲所托病得辞，却仍遣子黄百家、高足万斯同等进京合作去了。
这些来自清廷的殊遇，足以表明当时的满清朝廷对于黄宗羲，不但没有剿灭的打算，甚至是以“国之耆老”、“学之重镇”的待遇优视他的。
显然，黄宗羲不是反专制、反君主民主教父。毕竟思想的“尘尘三昧”，也是“钵里饭，桶里水”而生，他没法无中生有生产出一些那个时代还没有的意识来。
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他的核心思想，以我的浅薄阅读，似乎可以归结为两点：1，反酷政，批暴君，但绝没有驱专制、反君主的高度；2，倡民本，讲人道，但还未曾有论人权、冀民主的意识。
但是，尽管如此，他依然是值得后世顶礼尊崇的人物。他在桑海颠覆，波路倾荡，国家灭，闭门难集之日，守炳然之节，持粹然之养，臧否不立，沉名远离，不管是否有过虚与委蛇，他还是终身不仕异族政权，持守其遗民身份志而没的。他不失为坚定的爱国志士，也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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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思想，这种坚持，是很难做到的。他完成的安然，坦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