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末以来，黄宗羲就是中国知识界的泰山北斗、鲁殿灵光。近三百年来，他始终以他的气节、学术、思想及文章源源不绝地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
他一度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精神教父”。晚清排满运动兴起，民主思想蔓延，孙文、陈天华那批革命党人急需有理论依据去说服国人，而当时西方像卢梭、洛克那帮人的学说还没有被翻译引进，“没马骆驼将就骑”，于是黄宗羲就被他们树为大纛，而他那本《明夷待访录》更被他们重新包装，以民主前驱、反帝宣言的形象流播四海。
于是，很容易就引出一个疑问：假设黄宗羲和他的《明夷待访录》真的是激烈批判、否决君主的，当文字狱盛行的清代，他何以能够全身而退且以86岁的高寿示寂？
我以为，这个问题的提出，所隐含的前提本身就是建立在误解之上。因此，我想借解释黄宗羲何以可以避难远祸的同时，顺带按照我自己浅薄的体会，将《明夷待访录》这本书所涉及的一些容易被误解的关键观念做些厘清。
一，黄宗羲不是直接反君主，而是期待“天下为公”。
说黄宗羲反君主，基本依据来源于他的《明夷待访录》一书中的《原君》与《原臣》两节。
这两节对此问题是怎么说的呢，他讲，上古君主“以天下为主，君为客”，而“后世为人君者不然”，是“以君为主，天下为客”。接着，他引申开来说，做人臣的，应该有这样的为臣态度，即“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最终“天下为公”。
这两篇文章，以现代政治学的观点看来，等于从政治权力的本质着手，朴素地定义了君与民、君与臣的关系。但是，仅仅这这些话所传达出来的信息，足以说黄宗羲反君主、反专制吗？
我以为定论还需谨慎。一者，这种思想，实际上并非黄氏独创，而是历代先儒所提出的“君轻民重”思想的总结而已，他所表达的旨趣尚未跳出既有的“民本主义”的思想框架；其二，他所说的，无非是类似孟子“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当政理念的再申述而已，即认为君主当以民为主，倘若为政不仁人民有权推翻，但这还只是反暴政的思想表述，而不是从根本上反君权制度。即便翻遍黄氏文集，您也不会见到他说专制制度应该改换，君主大位应该废黜的文字。
反专制、反君主，是西方同时期启蒙思想的观念，于现代西方社会可能足以视为当然,但对于明清之际的中国传统社会而言，那时虽然思想开放，但依然是超越他们时代的观念，就如后来顾准那句名言所说，“民主思想是舶来品”。
所以，黄宗羲法思想的精义，其实首在于不遗余力地推阐“天下为公”精神，在他之前，还没有哪位中国古人如此系统、深刻、全面地总结过。但是《明夷待访录》的政治、社会诉求，则不应比附于中国本土所陌生的、西方启蒙主义以来的一些观念。
因为根本都不反对君主之位的存在，而清朝廷那时刚入关不久，阵脚不稳，何必去挑衅黄宗羲这样的江南士大夫领袖？况且，更为重要的是，当黄宗羲生前及身后近百年，《明夷待访录》这本书都不曾公开出版，仅有极少数抄本流传于极可靠的几位同道比如顾炎武诸人手中，清廷又何从得知他的“文字毒草”呢？
二，黄宗羲未曾直接批判清廷，而是更重“华夷之辨”。
黄宗羲是抗清志士，他希冀兴复明室的殷殷期望，憧憬天下大治的终极理想，是耿耿不寐的，是至死不休的。
但是，在当时，即便是诛求尚不峻急的时期，黄宗羲在公开公布、刊刻的文字或文集上，都很少直接对于满清朝廷的愤懑与对抗之意。也差不多是这个原因，章太炎虽也是浙江人，虽也是经史专业学者，虽也是排满革命家，但一生不大喜欢黄梨洲,甚至抨击《明夷待访录》这本书是黄宗羲向满洲上条陈的“投名状”。
表曝
这点质疑并非全然空穴来风。实际上，当1648年，黄宗羲从日本乞师失败黯然返中后，实已经剃发表归顺清朝，从此再无公开参与抗清战役的活动了，只是暗暗联络志士；回家后他埋头读书著书，也同清廷官员姜希彻等人合作在浙江创办过书院；
总之，读过自全祖望以来迄至赵园等明清之际论述的朋友会知道，黄宗羲生前，他的抗清事业是极为隐秘的，在明面上，不但不曾明目张胆地来和清廷作对，甚至在晚年自知理想无望时，还对清廷的政治抱有一丝幻想，以为只要能维持和护惜中华礼制和社会伦理的”纲常名教”，并对民生有利，未必一定是全然错误的。
也就说，他的思路，其实已经和当时坚定的抵抗派多有异趣，他的抗清理念，很大程度上不是“种族之争”，而是从文化认同上作判别的“华夷之辨”，即假设清廷也可以为中国文化所化，对民生更有利，能“以夏变夷”，那么是否还为了对抗而对抗，也许就是值得深思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