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欧阳修说的好坏，不知不觉又开始偏离了规范的讨论范畴，开始谈及书法的艺术性了。这种言语层次之间的“双标”矛盾，在他的《集古录》里常常可以看到。你会读到他为了学习书法陶醉于李邕，赞叹”必有深趣“，同时又能看到痴迷书法，乐心身劳的烦闷，还可以看到他制定学习计划的决心，“十年不倦，当得书名”，同时又开始悔恨自己沉迷其中的罪过，“自悔从今绝”。
为何欧阳修会呈现这么分裂的双标形象？如果仔细去想一想欧阳修的身份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今天人看来，欧阳修是文学家，搞艺术，玩金石欣赏是相当符合他身份的。但不要忘了，这些人可在朝廷里当官，学的是圣贤儒家之道。以严苛的卫道士的眼光来看，这些文玩小技是玩物丧志，远离圣贤的行为，可以说是不务正业。
而欧阳修的焦虑，也正是源自于这样的道德立场。石介反驳欧阳修对他的指责是舍小弃大，专注于书艺小道而忽略道德修养，实际上是站得住脚的，也正是如此，欧阳修不敢反驳这个道德说辞，只能顺水推舟。
儒家深层次的某些东西是天然排斥享乐的。孟子就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所有伟大的功业，似乎只能非常辛苦的才能完成。而儒家的终极目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是非常极端排斥个人享乐行为的。一切与君子大道相违背的爱好，似乎都可以被指责为不务正业。
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如何解释唐朝书法的繁盛呢？
我认为唐代书法的繁荣，在于它取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天子亲自推动，从唐太宗开始，自然举国求之若鹜。但是唐代政治化的书法，也让书法在显得更为宏大之余，平添了一股僵硬之气。宋代姜夔就说：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
宋代兴文事，但从天子层面没有特别明显的鼓励措施，这就让书法显得有些“不合法”。如此一来文人如果仍然在这层面上耗费太多精力，就更有不务正业的嫌疑了。东汉赵壹《非草书》云：
整个文章的论调就是批判欧阳修这样执着于书法而忽略大道的士大夫。那既然欧阳修自己也知道这样做不合适，为何还会如此沉迷？
我认为这并非欧阳修贪图享乐，以求安适，而是因为他顺着时代在走罢了。我们在开头说过，宋朝除了不能打仗之外，实际上国家是相当有钱的。据英国著名史学家麦迪森推测，按1990年美元为基准，在公元960年后(赵匡胤建立宋朝)，中国人均GDP为450美元，至宋末达600美元。而处于中世纪黑暗中的欧洲，仅为422美元。
这么有钱的国家，商业贡献了很大部分。宋朝商业文化十分发达，市井繁荣催生了很多市民阶层，这些有钱的富豪并不像古代的大儒一样，他们更在意现实的生活。因此宋朝文人士大夫也在不知不觉中完成这种雅俗的合流。作为士大夫，他们身上有更沉重的使命，但是同时他们又有很多世俗的爱好，这两者看似矛盾，却是完美的构成了宋代文人独有的特质。
但是，历史对于当时的欧阳修来说，并不是那么清楚的。他无法知道日后人们对他津津乐道的，居然是儒家所最轻视的东西。时代对于欧阳修而言，只是一个必须遵守的传统：
他仍然遵循圣人所说的“游于艺”，只能以游戏态度书以自娱。所以他对“弃百事而以学书为事业，至终老而穷年”的怀素大加讽刺，叹曰“可笑”。但是在嘲讽之外，果真没有一丝羡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