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印象里，北宋是弱小的代表，年年岁币，重文轻武，以至于北宋南宋都没有几个拿得出手的胜仗。但也有学者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北宋、南宋重文轻武乃是吸取唐人藩镇割据的教训故意为之，而且岁币上贡外朝虽然不是什么体面的事情，但是却实实在在的为宋朝子民“买”来了和平。
但不管怎么样，在一个问题上大家是达成共识的，那就是宋代是中国文化的顶峰。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与赵宋之世。但是宋朝的文化如果和唐朝那种朝气蓬勃的气质相比，又是怎样的特点呢？陈寅恪以“造极”来形容之，但它不是特点的具体阐述，而是表明学者的一种程度。
美国著名学者艾朗诺在《美的焦虑》一书中对宋代文化进行了详细的剖析，他并非是一种程度的定性，而是特点的表述。书中研究的人物主体是北宋的文人士大夫们，他们既是国家政权得掌握者，更是文化上的精英群体，对他们的剖析无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宋代文化具体的特质。而要想更深入得缕清其中的内容，就必须知道一个人物，他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欧阳修。
可以说欧阳修是贯穿全书始终的人物。著名学者朱刚教授的书评《从“焦虑”到传统——读艾朗诺〈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指出，艾朗诺《美的焦虑》贯穿始终的核心人物就是欧阳修，这表现在探讨艺术品的鉴赏与收藏、诗话、花谱、宋词四个领域时。但是我始终对“焦虑”这个词抱有看法，我认为这个词并不能真正概括宋代文人、文化更内核的特点。但是鉴于国外学者擅长的心理剖析和揣摩，这样的词汇无疑是贴切的形容了北宋那一代文人们的尴尬处境。
如果我们把宋朝文化比作一个人，那么他的“焦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来自前朝的压力。唐代无论是从哪一方面，气势的都压过了宋朝，政治、文化自不必说。但从诗歌来看，宋代诗歌的价值是直到近些年才被学者重视的，此前提起诗歌，彷佛那还是唐代人的天下。
另外一个方面是来自于文化信仰的矛盾，这种矛盾一方面让他们沉醉于美好的事物无法自拔，另外一方面儒家特有的道德约束又让他们为这种陶醉感到惭愧。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欧阳修，他身处这样的困境中，以至于他的话语，也常常带有“双标”的色彩，这种特性很明显的体现在他的《集古录》中。
著名文化学者陈尚君先生认为《集古录》是一本“即兴之作，研读不深，因此疏误较多”，说白了就是陈先生认为这是他写着玩的，纯粹消遣。但是书中字里行间给我们透露出来的信息，却呈现出另外一种姿态。
例如对于北宋初年书坛一片衰败的景象，欧阳修像一个愤青一样，满嘴“恨铁不成钢”：
在他看来，当代书法可以称雄者，简直“屈指可数”。它不仅要发出愤怒的呼声，而且还到处怼人，比如他和当时文坛大v石介的”撕逼“相当有意思。
石介现存的手迹是《内谒帖》，我们可以看一下：
老实说，这样的书写水平，确实不咋地，难怪欧阳修在《与石推官第一书》中称其字为“骇然不可识”，当然，辨认倒是不难的，没到他说不可识的严重地步。但是这水平确实不敢恭维，看起来与当今某些“大师”和小学生写的没有来去，单看这些笔画和结构，我就能想象到一个粗老汉手里握着笔笨拙书写的样子。
但是石介也不是吃素的，他回怼欧阳修，他先开始是卖惨，说自己年轻也努力了，可是没有长进，自己也没办法“实为无奈何”。接着对欧阳修开始发难，挑明自己写的那么丑，并非他所愿，也不是为了“特意于人以取高耳”。然后拉出儒家几位重要的人物，孔子、孟子、荀子韩愈等人，他们是公认的圣贤，可是他们的书法也没有像王羲之、虞世南、褚遂良那么好，而如今尊崇的圣贤不是依据书法的好坏，而是他们思想上的见解，最终连续以4个反问竭力反击，其内涵意思就是指责欧阳修追求书道小技、忽略圣贤大道的逻辑漏洞。
但是欧阳修岂能被如此小计蒙蔽，他很快发现石介在混淆一个概念，那就是书法的艺术性追求和书写合法的追求。于是他就坡下驴，指出自己和石介一样，不屑那些“善书”之人，接着点名石介的书写问题不在于艺术性的美观与否，而是忽略法度的规范。他套用石介的逻辑，指出圣贤发明文字，创立依据，目的在于规范文字，以便于人们交流，查阅。现在你石介写的书法，这么潦草，率性，万一后人认错了字，领会了错误的意图，该怎么办，这难道是圣人想要的结果么？
可以说，讲到这里，石介完败。自己用来辩护的最大工具就是圣贤、道德，然而作为宋人士大夫的代表，恐怕没有人会比欧阳修更懂道德上的把戏，以此作为挡箭牌，实属下策。
但如果你真的信服了他的这套说词，马上问题就来了。既然如此，您为什么感慨宋初书法的不振？为什么感慨当代书法无人可以称雄？如果仅仅追求书写文字的规范性，这些感慨是没有必要的。“比踪唐室”“深以为恨”，这里显然的标准是以唐朝作为标杆的，如果真的注重规范性，应该向古人的文字法则看齐才对，为何提及唐朝。除此之外，《集古录》里面也记载了相当多欧阳修学习书法之后的挫败感，他一直觉得自己写不好书法，“写来写去，转不如旧日”，“乃知古今好笔迹，真可贵重也，今后只看他人书，亦可为乐，不能生受得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