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形在战争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如果说不了解地形对战争的影响，就难以真正理解战争。
来武汉之前，我在襄州住了八年，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襄州有个更有名的名字，叫做襄阳。襄阳一直是战略要地，有天下之咽喉之称。
襄阳之所以叫做天下之咽喉，是因为我国的地势，由西向东，由山川逐渐变成平原。以秦岭淮河为大致分界线，看似绵延数千里，然而由于天然地形的阻隔，自古北方政权想要南下，南方政权想要北伐，基本只有三条大的通道可以走，在大部分时间里，位于中间的南（阳）襄（阳）隘道属于最重要的枢纽，连接其它两条通道，所以历来战争频繁。
关于从北向南的三条通道，为了便于理解，可以用三国时代的战争为举例，分别是东面的合肥寿春一线，中路的荆襄，西面的川陇。三国鼎立之后的大战大多发生于此（夷陵除外），先从东面说起，按理说东面的淮河平原地势平缓道路交通发达，应该最利于大军的进攻，然而这片河流纵横，充满湖泊沼泽，又横有长江天险，北方的骑兵到这里水土不服，往往束手无策。经过长期的战争实践，人们发现利用这里丰富的河网系统，也能找到几条比较容易的水陆地通道，可以直下江东。所以南方政权想要固守，仅仅依靠长江天险是远远不够的，古人云守江必守淮，唯有牢牢守住长江北岸的战略要点（扬州一带），使北方无法通过人力优势造船控制江面，才能真正高枕无忧。
孙权虽然勇武不及父兄，然而建功立业的心思从来没有断过，东吴作为历史上少有的没能控制淮南，然而却长期存在的政权，原因在于东吴与曹魏之间于淮南一带反复拉锯，使此地荒芜，造成大片无人区，双方都难以有效控制。
魏军每次南征，只能先于淮河上的支流，涡水或者颍水造船，然后待春夏水涨，走淮河进入长江。这样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在这些支流上造的船不能太大，致使在长江上完全无法东吴的水军对敌。无法歼灭东吴水军，主力就无法渡江，只能选派精锐乘小舟渡江偷袭。如果大军强行渡江，后勤补给无法保证，必败无疑。
东面发生的大战，先有孙权久攻合肥而不下，成就张辽的威名。（张辽给孙权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日后张辽带病随曹丕南征，孙权特意嘱咐前线诸将“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曹操四越巢湖而不成，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魏武死后，文帝曹丕两次亲征，第一次，他亲自乘坐的龙船，差点被大风吹至南岸，令“臣下破胆”。第二次率众十余万，于广陵临江观兵，号称要临江授诸将方略。并且兴致大发，乃赋诗一首，诗中有云：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不过写诗毕竟是写诗，所谓一苇可航，实际上时值寒冬，江面浮冰甚多，曹丕只好退兵，留下了一句名言“固天所以隔南北也”。之后东吴也连年渡江袭扰，迫使曹魏将防线后撤，放弃合肥旧城，却顿兵寿春，寸步不得北进。
中路荆襄一带，位于秦岭和大别山伏牛山之间，左右群山纵横，唯有此地地势较为平缓形成一块盆地，成为一条天然的隘道。由北可直趋洛阳许昌，图中原定鼎（历史上楚国正是从此路北上，向周王问鼎）。由南则可水陆并进，虎视江西湖南，沿长江顺流而下直取建康。
赤壁之战后魏蜀吴三家共分荆州，蜀国依照隆中对的方略，由关羽发动北伐，一时间破樊城，围襄阳，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差点打破曹魏的防线，魏国甚至考虑迁都以避锋芒。结果背后被东吴偷袭江陵，功败垂成。此后曹魏与东吴平分荆州，陆逊和诸葛瑾多次北进，却收效甚微。（诸葛瑾能力是真不行，他的存在就是衬托陆逊在每次撤军时，显得无比镇定自若）
西面以秦岭之险峻，显得汉中尤为重要。从长安出发，翻越巍峨连绵的群山，进入汉中，便是几条蜿蜒于秦岭和大巴山之间的蜀道，四川盆地坐落于大自然的屏障之后。这条道路过于险峻，自守易，进取难。
蜀汉居四川一隅，享有天府，然不堪偏安。诸葛亮作《出师表》，数出祁山，虽未有大功，却达成了以攻代守的战略优势，时人评价，所谓“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其间曹真发动反击，被大雨所阻，这次讨伐蜀国，唯一的亮点是司马懿，《晋书宣帝纪》用十余字记载了司马宣王这次奇特而又魔幻的功勋，“帝自西城斫山开道，水陆并进，溯沔（汉江）而上，至于朐忍，拔其新丰县。军次丹口，遇雨，班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