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王上位。而随之而来的便是公子虔告发商鞅谋反，商鞅则在逃脱无门之后，只得返回封邑，最后 落得一个五马分尸的车裂结局。
而此时的秦国，则在商鞅变法之下日渐强大，那么为何商鞅变法都已经成功，商鞅也是此时秦国最大的功臣，秦惠王还要杀商鞅呢？
商鞅，乃是卫国人。年轻时候便喜欢法学，并且受到李俚、吴起影响，而立志于施展抱负的他，其实曾经无限与接近在魏国进行变法，但是当病重的公叔痤向魏惠王举荐籍籍无名的商鞅之时，魏惠王却不置可否，以为公叔痤只不过是糊涂之言。而商鞅在魏国眼见不能施展抱负，最终决意前往求贤若渴的西方之秦国。
此时的秦国内部，矛盾重重。旧有的保守势力面对国内日渐增长的矛盾，为了一己之私选择固步自封。而秦孝公作为秦国的有道之君，希冀能够进行变化，以此来缓和社会矛盾，变法图强。此时的商鞅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国家与恰当的明君相遇，而面对旧贵族甘龙等人的反对，他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于是一场影响秦国百年国运的变法由此展开。
面对底层百姓的欲求，他设置军公爵制度，为他们实现阶级跃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通过敦促耕战，什伍连坐制度，实现了法度的下移，巩固了国家的统治。而也正是这些制度，秦国迅速的实现了国家的强大。
而秦孝公支持下随着变法的深入，允许土地私有买卖也让秦国国内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而作为后来者，同为法家的李斯这样评价这位先贤“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富，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附”。最终，变法大成之下，秦孝公也将商鞅封为商君，风头可谓是一时无两。
但是时势易逝，秦孝公去世后，太子驷继位，也就是秦惠王，果断将商鞅逮捕并车裂。
其实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 缓和统计阶级内部矛盾，稳定人心。虽然商鞅变法取得了成功，但是在变法过程中严重的损害了保守派的利益，而且连秦惠王本人也被打脸，两位老师被其处罚。处决商鞅，对于此时的秦惠王而言，显然是一个获取保守派支持的最好理由，这也是商鞅本身最后的剩余价值。
第二 商鞅的威望，功高盖主。作为以前的政治对手，商鞅对于秦惠王有着足够大的威胁。而如此威胁，显然不能放之任之。而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正好借助公孙虔的“告发”，借势除掉威胁。
第三 不能为己所用，自然也要进行人道主义毁灭。在战国七雄，相互攻伐 ，都希冀能够获取最大利益，而商鞅这种人才，不能为己所用，也便必须诛杀，由此才能增强自身，削弱对手。
那么这三个商鞅必死的原因，到底又揭示了一个什么样的现实呢？
纵观几千年的封建史，无论是商鞅变法，还是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除了需要改革者本人的勇气、智慧之外，莫不需要统治者的强力支持，而即便是取得了成功的商鞅变法、张居正变法，改革者都没有一个好的结局，商鞅被车裂，张居正被抄家，而失败了的王安石本人更是被当做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而这些的症结所在，揭示的便是家天下之下君王本身对于朝堂群臣的生杀予夺的掌控之上的残酷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