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德宗开始，回鹘再次开始称臣于唐朝。九世纪中期，黠戛斯击破回鹘，黠戛斯入贡于唐朝；部分回鹘西迁，大量回鹘南迁。南迁的回鹘与唐朝发生冲突，唐朝张仲武、刘沔、石雄等数次击破回鹘，俘获大批回鹘王室贵族。
唐朝与南诏战争的最后阶段，唐朝宋威、高骈等数次大破南诏军，南诏到了“男子十五以下悉发，妇耕以饷军”“屡覆众，国耗虚”的地步，唐将高骈的数次大胜，令“南诏气夺”，不敢再战，骠信（南诏首领）送子入朝为质。
藩镇对唐朝也履行上缴赋税的义务：江南一带的藩镇，虽然没有边疆藩镇的骁勇，但其富庶繁华却无他地可比，“军国费用，取资江淮（《韩昌黎文集》卷四）”。江南藩镇雄厚的财力，负担了中央的内务、军费等开支。例如，贞元初年，关中大饥。幸赖江东韩滉“遭挽资储,千里相继”（《册府元龟》）,府无虚日地将粮食进至长安,解救了德宗的燃眉之急。当唐德宗听说资米已经入陕西，激动得大呼“吾父子得生矣（《资治通鉴》卷二三二）”。
元和年间，唐宪宗决意扫平割据已久的河朔三镇。因军队调用过多，费用不足，淮南李鄘先后贡献了年绢六万疋，金五百两，银三千两，后又把“一年所蓄之外,咸贡于朝廷”。其他各藩镇也积极捐款，仅元和十二年,唐廷就从东南诸镇得钱一百八十万贯。宣歙王遂更进助军钱三万四千贯,羡余粮一百万石。当时官军征讨李师道，年需军粮三百万石，王遂一次进奉就解决了三分之一的开销。荆南王潜亦进钱七十万贯。因为各节度使的捐献，“自是王师无匮乏之忧（《新唐书》卷一五八）”。
【河朔三镇是安史之乱留下的产物，安史之乱后名义上归顺朝廷，实际上并不服从中央】
藩镇推动了社会进步
藩镇的割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央集权的衰落，高层的手并不能直接管理百姓，但对于民间百姓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我们从中唐时期的社会面貌中也可以看到，社会并未陷于残破衰败，反而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王素在《略论安史之乱》中指出:魏晋至唐初,是中国封建社会农奴制时代,封建政府为了防止豪强兼并,贫富分化以及人口流散,运用强制手段,把广大农业劳动者紧紧地束缚在国家土地上,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使他们沦为国家的农奴。
初唐时期的均田制（土地国有，个人耕种一定年限后国家收回土地）就是如此。人民没有永业田（属于自己的土地），几乎变成了国家的农奴。藩镇化后，这类需要由中央集权强制推行的政令失效。为了维持正常的财政收入,780年,唐政府推行了“两税法”。
两税法的精髓在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资产为差”。变相承认了人口迁徙的自由和土地买卖的自由，使得百姓不再束缚于土地中，可以自由来去。
藩镇化时期，唐朝的商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中央集权时期，各王朝往往会贯彻实行“重农抑商”的决策。当统一的中央集权存在时,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总能坚决地执行抑商。而中央衰弱的唐朝中后期，却给商业的发展留下了很大的空隙，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如当时广陵的铜镜、家具，丹阳的锦、绫、细纟宁，会稽的越罗、绛纱，豫章的名瓷、酒器名扬天下。这些手工业品集中到扬州，经大运河运往各地，扬州也由此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都会。
我们如今对唐朝藩镇的偏见，比如认为它是“盛唐”的掘墓人，实为大一统情怀作祟，忽视了藩镇的正面作用。中晚唐虽然因藩镇割据而内乱不止，但对外战争却远未像宋明两代那样经常出现军队不战而溃的情况。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藩镇制度对军队的管理相对高效，不像中央集权那样因为行政成本居高不下，而导致军政贪腐以至于兵无斗志，上了战场后一触即溃。从这个角度来说，藩镇在相当时间里阻挡了正在兴起的北方势力，保护了中原千万百姓。
【唐朝皇宫——大明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