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到的只是收藏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黑城文献部分，不包括收藏在圣-彼得堡埃勒米达什博物馆的那些珍贵的佛像、钱币等文物。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努力，这批俄藏黑城文献中的一部分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开始为我国学术界的研究所利用。
四、柯兹洛夫第六次考察的民族学和生态学意义
柯兹洛夫的第六次考察，在民族学和生态学方面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1.柯兹洛夫考察的民族学意义
我国西北是众多民族生活的地区。柯兹洛夫第六次考察，深入到蒙古族、藏族、东乡族、汉族、回族、土族、撒拉族等民族地区，与这些民族的上层和下层有不少接触和交往，对这些民族社会的诸多方面都作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记载。
柯兹洛夫考察期间接触的蒙古王公有喀尔喀蒙古赛音诺颜部的巴尔金扎萨克、额济纳蒙古土尔扈特部扎萨克贝勒达齐、阿拉善蒙古和硕特部扎萨克亲王多罗特色楞(在位时间1876--1910，谥号呼图克图诺彦)等人，接触的藏族憎俗上层有西藏宗教首领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青海湖地区藏族“举止高傲，仪表堂堂”的恰姆鲁旗长，青海贵南藏族中桀骜不驯的鲁仓千户等。
阿拉善蒙古亲王家族系出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撒儿。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清朝加强对阿拉善蒙古的管辖，多罗特色楞之七世祖和罗理所部被编设为扎萨克旗。以后，和罗理之子阿宝尚康熙帝之女，“授和硕额驸，赐第京师”，与满族贵族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多罗特色楞为和罗理七世孙，于光绪二年袭亲王爵位。至柯兹洛夫到达阿拉善亲王驻地定远营时，阿拉善蒙古贵族与满族贵族之间已有二百余年的联姻关系。柯兹洛夫见到的阿拉善王公家族，过着定居的生活，早已失去了蒙古族剽悍的气质和游牧生活习俗。多罗特色楞亲王举止高雅，他了解欧洲时局，“他的谈话很有分寸，也十分委婉……在各个方面都很有修养，同他交谈不仅有趣味，而且有时还很有教益。”他的长子塔旺布里扎拉也很有修养，他的“行为举止已经欧化，备有普通的白色小型名片,接待来访者不是让他们坐在地坪上，而是桌旁的柔软圈椅，桌上铺着天鹅绒台布。”塔旺布里扎拉招待柯兹洛夫，在一起喝茶、吃饼干，并谈论了各种问题。阿拉善亲王家族已经俨然是北京满族贵族王公的气质和习俗。
柯兹洛夫还考察了沿途经过的数十座藏传佛教大小寺院，特别细致地记述了安多藏区的公本寺(塔尔寺)和拉卜楞寺的各种建筑物、寺院的组织功能、各种节日、喇嘛的日常活动和生活等情况。
民族学研究，田野调察资料极其重要。柯兹洛夫第六次考察过程中对西北民族的记述，是有着重要价值的田野调查资料，这些资料对于了解和研究清朝末年我国西北的民族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2.柯兹洛夫考察的生态学意义
20世纪初期，西方的自然科学已经发展到相当的水平，而在我国，尽管西学东渐，风气已开，但自然科学在实际应用中尚未普及，运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和仪器来考察研究我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尤其是考察研兖西北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就更不多见。加之西北地区闭塞落后，地方官员，黎民百姓，接触西方自然科学知识者为数寥寥，甚至一些高级官员对管辖地区的自然状况一无所知。以西宁办事大臣庆恕为例，这位满族贵族出身的青海最高官员在与柯兹洛夫交谈时，听说俄国考察队将要乘坐一只橡皮艇考察青海湖，“钦差惊骇得甚至从座位上一跃而起，随后他控制住了自己，严厉地说道:‘你大概不知道，库库淖尔的水有一种奇怪的特点，不只是石头，而且连木制的东西都会沉入水下，因此，您这个异想天开的主意,定会大失所望的，小船必将沉入湖底，而您只能两手空空地返回来。”[3]可见庆恕对属于自己辖区的青海湖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民间传说的地步而已。
柯兹洛夫考察队成员中，除了有造诣的科学家、莫斯科大学地理学教授切尔诺夫之外，还有地理测绘员纳帕尔科夫和植物与昆虫类收集家切蒂尔金等专业人员，以及兼任猎手和标本制作员的军士捷列绍夫、马达耶夫等人员。他们在考察途中进行了全面细致的专门工作:采集各种植物，捕捉各类昆虫，猎取大、小动物，制作了大批动植物标本；考察沿途的水源、地质结构、植被，使用科学仪器测定纬度、风向、气温，收集各类数据。考察队每天都做详细的考察日志，记述当天的考察发现。对额济纳河下游、巴丹吉林沙漠、定远营绿洲、腾格里沙漠边缘、大通河谷、青海湖、贵德绿洲、贵南草原、夏河草原等地的实地考察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地区自然生态环境资料。有人统计，包括第六次考察在内，柯兹洛夫在我国西部的考察中，共收集到动植物2.5万余件，超过了同一时期英法等国考察家们收集的数量。仅1899——1901年间，柯兹洛夫在西藏东北部就收集有1000种以上的显花植物，而同一时期英国人只收集到295种标本。[4]柯兹洛夫所作的鸟类学日记中记有哺乳类动物超过1400余种，鸟类超过5000只。[5]
与开化的阿拉普亲王家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桀骜不驯的藏族部落首领鲁仓千户。鲁仓千户带领的部落居住在青海贵南南部草原，这里是安多藏区的腹地。由于与外界联系很少，这里的藏族部落还保:持着许多原始的习俗，抢劫过往商队和邻近部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他们听命于自己的首领，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遵循习惯法。好战、勇敢、剽悍是安多藏区藏族部落首领的特色，鲁仓千户则是其中的典型人物。他尽管当时已经是73岁的老人，但结实健壮，威风凛凛，特别是他的臂、背以及头部多处深深的刀疤，一副久经沙场从不屈服的相貌，给俄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鲁仓千户对持有武器装备的柯兹洛夫考察队的到来持怀疑和不欢迎态度,他试图夺取俄国人的先进武器，在接待俄国考察队的同时，暗中派骑兵夜袭俄国人，事后却装作与自己无关。他给考察队委派的向导，故意绕道行走，让柯兹洛夫吃尽了苦头。20世纪初期蒙古族、藏族的家庭结构、家庭成员分工的情况以及婚姻、丧葬习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在柯兹洛夫笔下都有详细的记述。
民国以前，对甘肃、青海特有的东乡族、土族、撒拉族等民族社会各方面的记载不多，实地考察资料更少。柯兹洛夫亲历其地，细致入微地记述了这些民族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况。例如他在记述青海土族的社会情况时说:“他们的田地是业主的私有财产，用人工开凿的灌溉渠道浇灌，极其精心地施以用黄土同畜粪、灰烬以及各种垃圾混合而成的厩肥……住房成一个个彼此分开的庄园，有时也连成一片村庄，用土坯垒成，房子四周的庭院用高墙围着，很象一座座小型堡垒……语言和蒙古语很相近，但有一些自身的特点，夹杂着一些汉语和唐古特语的词汇。在宗教方面该民族没有什么统一的信仰：……有佛教徒，有伊斯兰教徒，甚至还有萨满教徒……这个民族的人仪表优雅，予人以好感，很象我国的南方人。”[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