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府”的配套赏赐
“赐府”，只是一个给了皇子或者宗亲王公一个居住的地方，并不能让王府实现正常运转，无法显示皇恩浩荡，更不能实现皇帝予以分封的根本目的——分化王权、稳固皇权。
所以，皇帝在给予宗亲、皇子“赐府”外，还要给予经济体系、属官体系和统辖役人的配给。
经济体系的建立
顺治十年，清廷制定了明确的爵位俸禄制度，此为“赐府”王公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皇朝通典》对于宗亲王公的俸禄有着明确记载：
亲王，岁给傣银一万两；世子，六千两；郡王，五千两；长子，三千两；贝勒，二千五百两；贝子，一千三百两；镇国公，七百两；辅国公，五百两。每银一两，给米一斛。
如此俸禄，虽然在清朝时期属于绝对的“高薪”，但却也无法满足王府庞大的日常开支、刚需所用。更何况，宗亲王公们还有着千奇百怪的特殊嗜好，还需要豢养各种人等，如果再有个结党需要，更需要巨额金银支撑。
清代官银
所以，在正常的爵位俸禄外，皇帝一般还会恩赐庄园、田产、商铺并服役人丁。康熙六年，清廷制定了较为详细的“赐府”附加赏赐：
亲王：得赏赐大粮庄、银庄、瓜园、菜园、果园等四十二所。投充人、新丁、炭军、灰军、煤军共计一千七百七十五丁。
郡王：得赏赐各类庄园二十所，投充人一百户、探捕户二十名、牲丁十五名。炭军、灰军、煤军各五十名。
也就是说，除了正常的工资外，皇帝还会赏赐给宗亲王公诸多“生财之道”，以满足王府的庞大开支。田产、店铺来的更为直接，几乎成为了王府主要的财源。
属官体系的建立
王府建成，王府的属官体系也会迅速建立，执掌王府诸等庶务甚至协助王公参与朝政、处理所领差事。王府的属官体系主要包括三类人：
第一类：王府总管，代表官职——长使。清代王府的长使权力非常大，除了“掌府中之政令、率僚属以各领其府事”外，甚至还可以跟随王公参与政事，直到康熙皇帝于康熙八年以“会议之事，俱系国家重大机密事务，理应极其慎密”为由，予以禁止。
第二类：护卫，代表官职——一二三护卫。毕竟是皇室宗亲，身边的护卫也绝对不能含糊，根据爵位等级的不同，予以不同数量、不同等级的护卫，也是皇帝的特殊恩赐。
一二三等护卫形象
第三类：礼制引导，代表官职——典仪。典仪执掌王府的生活事务，比如膳食、开支、修葺等具体事务。
第四类：护军，亦称为“甲兵”。除了王公的护卫外，王府还配备一定数量的护军，负责护卫王府安全。王府甲兵数量并不确定，随皇帝的个人意愿而定。
除护军外，《皇朝通典》对王府中的长使、护卫、典仪等有着明确的配备数量规定：
亲王：设长史一人；一等护卫六人，二等护卫六人，三等护卫八人；四品典仪二人，五品典仪二人，六品典仪二人。
郡王：设长史一人；一、二、三等护卫共十五人；五、六品典仪共四人。
贝勒：设司仪长一人；二、三等护卫共十人；五、六品典仪共三人。
贝子以下，不设长使，仅护卫、典仪人数递减。
王府护军的数量，我们需要给予着重说明。王府的属官们，由朝廷支应俸禄，也就是说，这些属官从根本上讲只属于朝廷，并不属于所在王府。皇位传承不断，宗亲王公就会源源不断的出现，仅是支应这些王府属官就是一项浩大的开支。按照雍正皇帝的说法，如果任其发展，“不但钱粮不敷，即米石亦不能足”。但长使、护卫、典仪已被明确规定，皇帝也只能从护军数量上寻找压缩开支的办法。
于是，雍正皇帝对王府护军的数量予以了明确规定：
嗣后，亲王护军、领催定为四十名、马甲一百六十名，共钱粮二百份；郡王护军、领催定为三十名、马甲一百二十名，共钱粮一百五十份；贝勒护军、领催定为二十名，马甲八十名，共钱粮一百份；贝子护军、领催定为十六名，马甲六十四名，共钱粮八十份等等。
统辖役人的划归
建立了经济和属官体系，“赐府分居”以后的宗亲、皇子们还会被赐予一定数量的包衣佐领和八旗旗分佐领，也就是分给具体的管辖人群。这项制度开始于努尔哈赤时期的“八旗制度”，包衣佐领即为奴仆；旗分佐领，即为下五旗的旗人。
也就是说，“赐府分居”以后的宗亲、皇子们，能够得到一定数量的私属奴仆，和一定数量的管辖旗人，以保证他们的主子身份和尊崇地位。
自此，一个拥有系统经济体系、完整属官体系和下辖民众、奴仆的社会集合体——王府，才正式形成。
清朝八旗
为了杜绝这种情况，雍正皇帝早在雍正元年正月就发布了一道严旨禁令：
凡上三旗大臣侍卫官员人等，俱不许在诸王门下行走。即诸王属下人，非该属处，亦不许私相往来。嗣后如有私相行走之人，一经查出，即行参革。
至于诸王“招纳之事”、“大臣往来王府”等情况，雍正皇帝更是发现一例，严惩一例，绝不姑息。
两项措施下，诸王基本成为了只能闲散度日、了无事事的“闲王”，只有地位，没有权力，更谈不上对皇权的有效威胁。行至乾隆朝，乾隆皇帝以雷霆手段处理完“弘晳逆案”以后，这种“禁抑宗藩”的原则变得更为光明正大，理所应当。自此，延续上百年的皇权、王权之争，以“赐府另居”的方式宣告了王权的完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