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孙传庭兵团在汝州兵败，传庭阵亡，大明最后一根擎天柱倒下了。
对于崇祯来说，这是最后一支能指挥得动的大兵团，第二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誓师后东征，三个月就拿下了北京。
看上去简单，崇祯却也不会坐以待毙。实际上在这五个多月中，崇祯困兽犹斗，还是拿出了不少措施来试图遏制李自成的势头。
后人不少以为崇祯坐困北京一筹莫展，这当然不符合常理，17年皇帝不是白做的，当真半点措施没有，这个皇帝17个月也当不了。
令官员助饷、召天下兵勤王、亲送李建泰出征、着手准备南迁，几个月时间里，崇祯这些都做了，最后结果不用多说自然是失败了，原因很复杂，这里不多讨论。
具体到孙传庭殉国后，崇祯反应也很快，他迅速下令刻了一枚“荡寇将军”印，给谁呢？给孙传庭的部下白广恩。
“荡寇将军”印有多大分量，其实很重。
在明朝，将军印不是随便给的，将军之上加以名号,属于难得的荣典，一般只给功勋战将，比如正统年间名将杨洪挂镇朔将军印出镇宣府、王骥佩平蛮将军印远征麓川。
到了明末这个时期，仅有一位将领被赐将军印，这就是左良玉，他在崇祯十三年被授“平贼将军”。
左良玉是什么分量，他在明末是首屈一指的重镇，手下兵力多过孙传庭，坐镇武昌，牵一发而动全身。当然在最后几年，左良玉已出现拥兵自重苗头，无论是孙传庭还是崇祯，都已经难以直接指挥他了。
白广恩何许人也，《明史》中无传，只在他人传记中出现，虽也身居总兵高位，终究是流贼出身，孙传庭爱其骁勇，才让他统领火车营要职。但汝州之战，正是白广恩的火车营首先招架不住，高喊：师败已！引发明军崩溃，此后广恩又因私怨不救高杰，如果追究罪责，白广恩至少该革职下狱。
白广恩显然无法与左良玉相提并论，崇祯为什么要把不可轻以与人的朝廷名器赐给一个败军之将，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崇祯已经慌了手脚。
到了崇祯最后几年，朝廷威信几乎扫地，崇祯十三年，朱由检可以处死“剿贼无功”的总理熊文灿，还可以把讳败为胜、杀良冒功的左良玉贬官三级。然而没多久，崇祯就意识到不妥，杀熊文灿不要紧，他只是个空头司令，贬斥左良玉带来的后果则难以预料，于是赶紧再加以笼络，赐予平贼将军印。
到了崇祯十六年，朱由检连追责白广恩的勇气也没有了，他只能指望白广恩能收集孙传庭败兵，重整旗鼓，成为朝廷藩屏。
确实，传庭虽亡，余部还有不少，白广恩、高杰、陈永福等素称悍将，如果能收拢残部还有一定实力。
孙传庭败阵消息传到北京，崇祯迅速下令封授白广恩并铸成印信，但印信制铸总要时间，白广恩的动作比崇祯更快。就在当月，白广恩在固原投降了李自成，两人握手共饮，白被封为桃源伯。
这枚罕见的印信自然就没能送到白广恩手中，可能是落到了白广恩在北京的亲属或部下手里。几个月后，北京三度易主，由明到顺再到清，这方印信的保存者又逃到南都。
等到清兵南下,弘光朝又仓皇逃窜,兵荒马乱之际，这方前朝印信已成无用之物，携带不便又不安全，于是被丢弃了事。
1964年，荡寇将军印在南京玉带河底淤泥中被发现，玉带河正是当年留都南京的御河。
此印为银质，伏虎纽，方形，纵横10.4、全高7.5厘米，重3.2公斤,与明代规定的将军印信的规格完全相符。
印文铸“荡寇将军印”柳叶篆文一行五字。印上方左侧刻阴文楷书“崇祯拾陆年拾月日礼部造”，印左边缘刻阴文楷书“崇字捌百柒拾号”。
荡寇将军现藏南京博物院，成为当时天下大乱的一个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