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儿童的启蒙课本又称为蒙养教材。《易经》「蒙」卦有「蒙以养正」之说，故儿童初级教育称为蒙养。蒙养教材主要用于识字，同时向儿童传授自然和社会常识，进行生活常规和基本道德的教育。早期的蒙养教材有西周的《史籀篇》，秦代的《仓颉篇》、《爰历篇》，西汉的《急就篇》等。宋代以后，使用最广的蒙养教材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三字经》产生于宋末元初，三字一句，从谈学习的意义开始，次第介绍伦理道德、名物知识、历史兴替以及勤学典范，可以说是一篇良好的劝学诗。《百家姓》产生于北宋，四字一句，韵律规整，可作为姓氏集汇，也可用于识字。《千字文》产生于南北朝梁代，也是四字的韵句，有250句，共1000字，没有重复的字，便于识字教学，而且每句都有知识内容。此外，还有各种专题性的蒙养读物，如《小儿语》、《弟子规》、《千家诗》、《女儿经》以及各类知识《蒙求》等。古代蒙养教材注意适应儿童学习特点，多为短句诗文，琅琅上口，利用典范事例来教育。
西周时学校的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礼」居六艺之首，本是各种庆典、祭祀活动中的礼仪制度，逐渐扩展为国家政治及社会人际交往中的行为规范，是对贵族子弟行为举止素养的要求。「乐」包括声乐、器乐和舞蹈，但六艺中的乐可不是日常流行乐曲，主要是指礼仪活动中规定要演唱演奏的乐，所以习乐实际上也是习礼的内容。古人常将礼乐并称，就是这个原因。「射」指射箭，「御」指驾驶战车，当时作战方式主要是车战，战车上的甲士都是贵族子弟，所以射御是贵族子弟必须的军事素养。直到战国以后，骑兵作战取代了旧的车战，文官武将也逐渐分职，于是军事教育也就成为将士的专业教育了。「书」是书写，即识字和习字；「数」指计算。书、数属于基础文化学习，在六艺中又称小艺。汉代以后，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称为六艺。
儒家经典起源于孔子修订六经。《诗》即《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汇集，儒家认为它具有抒发志向、陶冶情操的教育作用。《书》即《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集，是儒家推崇「复古」的理想社会政治事业的基本依据所在。《礼》最初指《仪礼》，包括婚、丧、祭、冠、乡、射、朝、聘等方面礼仪制度、规范。《易》即《周易》，本是卜卦推算吉凶的书，但其中阐述阴阳变化，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行规律，具有深奥的哲理和思辩性。《春秋》是孔子编纂的以鲁国为主体的编年史，史家将这一段历史称为春秋时期就是由此而来。该书通过特有的笔法措辞「寓褒贬」、「明善恶」，作为治国之道的历史借鉴。《乐》应当是音乐方面的经典，但是《乐》经从未见于世，所以六经实际上只有五经。另外，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和专论孝道的《孝经》，也具有儒家经典的地位。
汉武帝独尊儒学时，设立了《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官职，地方各郡国也相应设有五经文学掾的学术官职，构成以经学为主体的官方学术和教育体制。学者一般专攻一经，少数优秀学者能兼通数经。《论语》和《孝经》则是所有学者必须兼通的。后来，阐述西周官制的《周礼》和儒家解释阐发礼制及其思想原则的论文集《礼记》，也成为经典，与《仪礼》并为三礼；解释阐发《春秋》经的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也都独立成为经典；再加上《诗》、《书》、《易》，统称为九经。唐代将九经按文字篇幅多寡分为大、中、小三类，有级别不等的课程组合，学生可以选择修业。训诂经典辞义的工具书《尔雅》此时也被提升到经典地位，与九经、《论语》、《孝经》合起来共是十二经。宋代以后，孟子被尊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孟子》一书也成为经典，使儒经总数达到十三经。
十三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或毛诗）》、《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孝经》、《论语》、《孟子》和《尔雅》。
汉代独尊儒学，但经学内部并未统一，各家学者的经籍文本多有差异。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灵帝下令蔡邕用隶书写经于碑，刊立于太学门外，作为官方认定的标准经文。将文字刻在碑石上，具有便于公示、长久保存和不易篡改等优点。一时从各地前来临摹抄录者络绎不绝。三国魏正始年间（公元241—249年），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刊刻石经。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起，陆续完成当时全部十二经的刻石，为楷书字体，石经今保存于西安碑林。五代时的蜀国石经，是地方政府唯一刊刻的石经，也是楷书字体。印刷术广泛使用后，石经的实用价值降低，但仍是官方最权威的经籍版本，也是统治者宣扬尊经崇教的体现。北宋仁宗皇佑年间（1049—1054年），刻石经于开封府。南宋高宗亲笔书写经文，刻于石碑。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开始十三经刻石工程，历时12年完成，共刻189块碑，现存于北京国子监。
四书由《论语》、《孟子》和原在《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组成，其倡导者是北宋理学家二程（即程颢和程颐）。南宋理学家朱熹继承二程将《四书》作为学习六经基础的观点，撰成《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统称为《四书章句集注》。从元代起，四书被官方大力推崇。元世祖立国子学制，要求必先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各经。元仁宗开科举，首场从四书中出题，「均用朱熹《章句》、《集注》」。明清两代沿袭不变，科举八股文的题目基本上出自四书，于是《四书集注》成为读书人必学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