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人与事时，经常会看到许多著名考古学家都有过一个学术梦想——“由物及人”，即试图通过考古发现的“物质”遗存去实现研究“人”的目的。张光直先生说过，他当年之所以会报考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目的就是要去研究“人之所以为人”；20 世纪50 年代，在考古学教育做得最好的北京大学，师生们就发起过考古学如何“由物及人”的激烈讨论；俞伟超、张忠培先生等多次谈及“透物见人”的理念。近年，在二里头文化是不是夏文化的争论中，当涉及“二里头文化”与它的创造者是谁这个问题时，其核心其实还是考古学如何做到“由物及人”，正如苏联考古学家A.R·勃留索夫所说，“考古学文化与族的共同体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最尖锐的、最值得争论的问题”。
考古学研究的物质遗存确实都与“人”有关，包括人的起源、进化及人的种群分化 ；人所创造的文化及其关系演变 ；人的婚姻、家庭、社会关系；考古学文化与族的共同体；人的经济、政治活动 ；人的精神世界的成长 ；前国家时代与国家时代人的角色和行为之变化 ；人与“文明”的本质及其悖论 ；人与自然资源开发及人地关系等。近年，人的遗传、人的疾病与健康、人的食物与营养、人的技术与创造等问题也成为考古学家的着力方向。也可以认为，考古学的“由物及人”研究是考古学最有魅力也是最有学术价值的领域。
科林·伦福儒
历史时期考古由于能够得到历史文献及碑刻、墓志等资料的支持， “物”与“人”的一般关系相对容易得到揭示。如某一王朝的宫殿考古、名人或豪族的墓葬考古、特定匠工群体的手工业遗存及技术考古、僧人使用的宗教遗迹考古等，都有丰富的学术成果。而史前时代考古要研究物质遗存与人的关系则显得相对困难一些，我们阅读相关论著时，也有这样的深刻印象。有的考古学家认为， “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不仅代表居民的文化共同体，而且除了少数例外，看来也代表族的共同体”；但是也有考古学家认为， “考古遗存不能与族属相对应”，如科林·伦福儒就指出 ：用考古学文化来重建古代的人群和族群有点危险。当然，从理论上探讨这样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完全对立的观点。考古学是一门实证科学，讲求拿材料说话。一种“考古学文化”或某种带系统化特征的考古学遗存究竟是否与特定的族群或人群有关，从实际而言，是没有疑问的，因为这种文化的存在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它一定是由特定的人群所曾经创造或所拥有的，至于这个人群是谁？是单纯的族群还是多个族群？则可以进行慎重的讨论研究。如考古学家们在历史时期考古中对匈奴民族、鲜卑民族、契丹民族、女真民族等族群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有许多成功的案例。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中，某一考古学文化与某一族群直接相关也是毋庸置疑的，如史前时代的“良渚文化”当然是由良渚族群所共同创造的文化，我们总不会怀疑考古学家发现的“良渚文化”是别的族群的遗存。
研究考古学文化与族的关系，李伯谦先生认为它就是考古学上“由物及人、透物见人”的问题，目的是“揭示创造和使用该考古学文化的人们共同体或族（或族系）的真实情况，从而尽可能地恢复其历史原貌”。人类进入多民族国家阶段之后，考古学文化与族的关系比史前时代要复杂得多，许宏先生提到，二里头是东亚历史上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在二里头统治区域内可能有多个族群共同生活，从考古学上说，会存在多个考古学文化，这其中涉及到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是否夏文化及其族属问题。郭伟民先生等在分析“夏王朝”及“夏文化”的考古学问题时系统讨论过“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其中涉及到人的问题时，指的自然就是夏王朝、夏文化、二里头文化乃至夏族群的相互关系问题。
关于考古学文化与人的关系，在具体的分析中，能够从深层次上揭示不同族群的文化特征、文化交流、文化扩张、文化迁徙、文化流变、文化生态及其与其他族群的文化关系诸问题，就是说，看上去我们讨论的是“考古学文化”问题，实际上我们探索的是人及其人的文化化、社会化的问题。
考古学作为唯一的从人的物质世界及从人的诞生直到工业社会百万年尺度研究人之历史的科学，其“由物及人”的研究最终涉及的还是包括人的特质问题、人在地球上的作为问题、人与人及人的社会性问题、人与其所创造的文化及国家文明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及能否协调共生的问题、人的未来走向问题等一系列人的问题。这些考古学问题既是对考古学家才智的挑战，也标明考古学一定能够为人的这些根本性问题的研究做出独特贡献。（原文刊载于大众考古2020年6月刊，作者贺云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