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将诗句运用到《第九交响曲》末乐章的想法，贝多芬在他1822年的礼记中第一次提到：“一部德语交响曲（Sinfonie allemand）。或者在唱完‘Freude,schoner Gotterfunken’(欢乐啊，众神美丽的火花）后引入变奏，亦或不引入。交响曲的末尾要加入一段土耳其音乐和合唱。”所以其基本构想已在此时形成了：采用合唱以及席勒的诗，还有变奏曲的曲式以及土耳其音乐。
所以把《第九交响曲》武断的说成是席勒诗的配乐就是“玩忽职守”。贝多芬并没有照搬原诗，这个作品是由席勒颂诗中摘出的单独句子重新组合而成的。为了不让任何一句诗在乐曲中蒙尘，贝多芬是将它当作歌剧台词来使用的。不论是诗句选择还是重新组合，整个乐章错综复杂的编排都必须将其视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而不能肢解出单个乐句来考据。
贝多芬构想了一个伟大的变奏计划——交响的结构原则自然让他考虑在器乐上进行变奏，就像《“英雄”交响曲》终章呈现的那样。《第九交响曲》的终曲乐章是以三段纯器乐演奏开始的，以尾声强调了第四、第五乐章之间（这次贝多芬依然采用无缝连接，把第四、第五乐章合并为一个终章也能自圆其说）的自由结构。席勒的颂诗和变奏规则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尽管越往后越显得它更为独立。席勒的颂诗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能够将全人类号召在一起迎接欢乐，贝多芬前后两段较平静的旋律中，人类被引向解脱与永恒。变奏部分使人们陶醉在舞蹈之中，伴随着音乐节拍，热情渐渐高。
如果说，席勒的颂诗最终还是服从了器乐，倒不如说是服从了交响曲终章的理想。最终，贝多芬想表达的是对立之间调和，矛盾在欢乐中烟消云散。器乐与声乐的结合本身就是要表达人类社会各阶层等级消失，全人类组建一个自由欢乐的大家庭。这个主题时刻回荡在贝多芬笔下的音符中——这是贝多芬和席勒的思想交汇处。二人的结合就像完美的斐波那契螺旋线，每转一圈就会往外扩大一点，象征着滋养世界的能量在不断扩大。
还有两个疑问有待解答：其一，《第九交响曲》的末乐章是怎样与前三乐章交相辉映，使全曲成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其二，终曲乐章究竟采用怎样的形式去配合席勒的颂诗
《第九交响曲》的终章是魏玛古典主义与维也纳古典主义的首次相遇，流露了作曲家对音乐艺术至高无上的追求。这次风云际会的意义远超一个重要作曲家采用了一个重要诗人的重要诗篇，而在于贝多芬与席勒二者思想中的亲和力。他们不约而同都是理想主义者，坚信人类是由自身的庄严意志塑造，虽然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人类也有懦弱的时候。
除了内容形式，席勒的颂诗与贝多芬的音乐还在哪里融合呢？这是个无言的答案，既不是音乐，也不是修辞。当我们质疑贝多芬的音乐是否能将席勒的诗意完整表达时，我们也在扪心自问，席勒诗中的虔诚祈祷除了贝多芬的音乐是否能有第二选择吗？无疑，贝多芬的音乐和席勒的颂诗再次印证什么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不过，贝多芬还是将颂诗做了修改，尽管他对歌德、对席勒怀着深深敬意，可在音乐里自己才是主人，有权根据旋律走向来修改。
诗原本包含九个主体部分（每部分八行，韵律是ababcdcd)，九个合唱部分（每部分四行，韵律是abba)。通常这预示着合唱与独唱的转换，但视具体内容而定。然而贝多芬最终还是没有采用席勒提出的主体与合唱简单轮换的建议，而是根据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做了新组织。他将席勒颂诗的前三句："Freude，schoner Gotterfunken...”（欢乐啊，众神美丽的火花…）；“Wem der grosse Wurf gelungen"(谁以刚毅赢得忠诚的朋友…）；“Freude trinken alle Wesen…”（芸芸众生都从自然…）原封不动地放在乐曲的开头。然后安排第四合唱部分紧接着第一主体的重现“Freude,schonerGotterfunken…”，但这个主体之后是诗里的第一和第三个合唱部分“Seid umschlungen, Millionen...”（拥抱吧，亿万生民…）、“Thr sturzt nieder,Millionen...”(你们下跪了，芸芸众生…）。接着，贝多芬结合了诗中第一主体前四行以及第一个合唱部分“Seid umschlungen...”（拥抱吧，亿万生民…）,最后用开头的祈愿语句结尾：“Freude,schonerGotterfunken...”（欢乐啊，众神美丽的火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