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为一部歌剧写三个以上的序曲，印证了自己脑中那个最感兴趣的想法：如何将戏剧中概念性的内容用一种自然且极具说服力的音乐片段表达出来。所以，贝多芬在1807年创作的《科里奥兰序曲》被世人看作是一部独立作品——原本是为朋友海因里希·约瑟夫·冯·柯林（HeinrichJoseph von Collin,1771-1811)的悲剧《科里奥兰》（1802)而作。柯林当时是维也纳的著名剧作家，莫扎特的妹夫约瑟夫·朗格（Joseph Lange)在此剧中也饰演主角。贝多芬顺理成章地认为听众都应该知道剧情，也知道自己的序曲在讲什么。
《科里奥兰》序曲再次奏响是1807年3月在洛夫科维茨宫中。“为戏剧而作”似乎成了一个不可辩驳的借口，因此这部作品与贝多芬以往的创作存在相当大的反差，其中的激情与力量在奏响后立即收获好评。作家兼作曲家霍夫曼（E.T.A.Hoffmann)在1812年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公告：“音乐内容远比戏剧本身出色。震撼的开头将悲剧性格清楚揭示出来，虽然乍听上去它与作品的主要速度（有活力的快板）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贝多芬选择C小调来创作并非无心之失，这个时段，C小调在贝多芬心中或许是最能展现“命运”色彩的选择，依照自身理解谱写极具个性的主题：一个生动有力，另一个则呈现出梦幻世界的美感。霍夫曼说，“贝多芬仅用极其简单的材料就构建了精妙绝伦的建筑”,从而使任何乐曲背后的舞台表演对于音乐本身都成了多余。席勒的欢乐颂与贝氏交响终章
这是一部独一无二、无法超越的创作。在交响曲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器乐与声乐边界——很早就引发争议。威尔第对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前三个乐章满怀敬意，却对终章感到困惑。从贝多芬如此“无情”地对待声乐来看，威尔第的“困惑”倒也不难理解。瓦格纳却在《第九交响曲》上寻找到自己艺术上的“免死金牌”——诗句可以为音乐作补偿。从此，音乐戏剧时代由贝多芬亲自掀开帷幕。
但围绕《贝九》的世纪之争还是在于混淆“绝对音乐”和“自为音乐”，并拒绝承认这个庞大的变奏曲终章能与任何莫扎特的叹咏调或终曲平起平坐。苛责从作品诞生之日起就甚嚣尘上，让人对贝多芬后期作品的困惑有增无减。然而在贝多芬的时代，也有足够硬核的正面评论，比如贝多芬的密友伊格纳茨·冯·塞弗里德（Ignaz von Seyfried)在一篇1828年发表的文章中称《第九交响曲》“在取材的广度与多样性，以及精神上的苦心经营都超越他之前所有的作品”，终曲乐章则获得“真正的杰作，无愧于贝多芬这个名字”，尽管“倘他若能从善如流，听取朋友建议，并像自己后期创作的四重奏那样，这部作品一定会更加完美（Op.130原来的终章就是后来的《大赋格》Op.133）”。
其实，当找不到大型合唱队和可信赖的独唱时，亦能保证这部“巨著”顺利在舞台上呈现，人们是可以自由选择终曲乐章演奏形式的（采用声乐或者器乐）。贝多芬原本也打算这么做，他的原计划是写一部纯器乐终曲，初稿采用的就是《A小调弦乐四重奏》（op.132)主题。但不能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对席勒。《合唱交响曲》的终曲有一个更古老的“基因”——1808年的《合唱幻想曲——为钢琴、合唱队与管弦乐团而作》（op.80)，尽管这是部被认为贝多芬不太成功的作品，但贝多芬将《第九交响曲》总谱交给莱比锡的出版商普罗布斯特（Probst)时曾提到，“这不是首创。同类创作是我的《钢琴与乐队幻想曲》，只是现在这部作品广度更大而已”（1824年2月25日）。
可见，《第九交响曲》并不是凭横空出世的。卡尔·车尔尼说，“在《第九交响曲》首演之后，贝多芬向少数朋友表示过终曲是一个错误，打算用一个纯器乐乐章取而代之。”我们没必要怀疑车尔尼这样说的动机和真实性，更没有必要考据贝多芬本人是否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一点可以肯——打破器乐与声乐壁垒——这种挑战时代的做法，连执拗的贝多芬自己也心有余悸。
再来探寻一下《欢乐颂》。席勒的《欢乐颂》早在1786年就出版在期刊《塔利亚》上，同时发表的还有自己其他的诗歌。贝多芬纳入交响曲的是这首颂诗较后的修改版本。早在波恩时期，贝多芬就钟情于这首诗。1793年1月26日，未来政府议员费舍尼希（Fischenich)在写给席勒妻子的书信中，提到贝多芬想给席勒的《欢乐颂》的每一句都谱上曲的意愿，“我期待他能完美地做到这一点，据我所知，他可以做到。”费舍尼希一定意识到席勒诗篇中的崇高意念会让贝多芬心潮澎湃，颂歌一定会让他激动。其实，贝多芬早在1798年就写下过这样的诗句：“muss ein lieber vater wohnen”（慈爱的父一定存在）。
毫无意外，《第九交响曲》终曲合唱是《费德里奥》（18045,1805-6,1814年）的升华版。这部歌剧改编自德国歌唱剧（Singspiel)。席勒的诗句“Wer ein holdes Weiberrungen,stimm'in unsern Jubel ein”（家有贤妻的男子汉，都来参加这庆典）就出现在《费德里奥》终场。但两部作品表达的却不是同一个意境。无条件的理想主义和解在这世上可能实现吗？在歌剧结尾，当主人公的命运对于自己所支持的东西（人类在爱中结合起来）变得不那么重要时，我们看到理想居然实现了。在席勒《欢乐颂》的第一个版本中，原文作：“乞丐与公侯将成为兄弟”。诗句力量较弱，也不具有普遍性。在1811年，贝多芬以C大调为席勒诗歌谱写乐谱手稿上，已增加了下面的文字：“Freude,schoner Gotterfunken(欢乐啊，众神美丽的火花）”，以此写出序曲。还有一些不连贯的句子，比如“公候就是乞丐”，将席勒《欢乐颂》中分离的诗句整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