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对于“情”的彰显尤其体现在临川四梦之中，这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到臧懋循，尤其体现在《元曲选》对于婚恋爱情剧的选择上，而将其与《元曲选外编》中没有选入《元曲选》的勇猛武将剧相比，这就是臧懋循选编《元曲选》的一大标准所在。
《元曲选》没有选入太多勇猛武将的杂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臧懋循注重舞台实践。元杂剧更多的是作为舞台表演艺术，作家在创作完剧本以后，往往是拿到戏班给演员进行演出，演出受到欢迎也就意味着有了市场，书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将剧本出版。到了臧懋循的时代，元杂剧的表演仍然还在进行，依旧还有许多人喜爱，这也是臧懋循选择编选元杂剧的原因之一，而此时的元杂剧也慢慢朝着案头文学的方向发展，逐渐从舞台演出本向文学文本转变，臧懋循在编刊时也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但是，臧懋循并没有将戏曲本身作为舞台表演艺术的本质忽视掉，所以他在《元曲选》的序文中也是将舞台效果重点突出的。
臧懋循认为元人杂剧自然质朴，不假雕琢。同时，他还极其注重舞台效果以及表现生活真实画面，也就是他所说的“曲上乘首曰当行”观点的体现。臧懋循对于舞台表演是极其重视的，臧懋循对屠隆《昙花记》的出目、场次、角色都进行了删改，同时也将曲词改得符合音律，宾白更加通俗易懂。这一系列的改动都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演出效果。臧懋循对汤显祖《玉茗堂四梦》的曲文、人物及宾白进行改动也是为了舞台演出，他想要戏曲成为“场上之曲”，并非仅仅是案头之作。臧懋循改后版本的出目、曲词更有利于舞台演出，这也恰恰说明臧懋循十分看重戏曲“场上之作”的特质。臧懋循对《元曲选》的编订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赚钱，当时戏曲舞台表演还是很兴盛的，书籍受众中无疑有许多演员以及喜欢看戏的人，此时社会的需求也在考虑范围内。
此外，臧懋循也是一个文人，对于武将、战争也不熟悉。而且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自我意识的人本主义思想影响更大，忠义的情节与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元曲选》中选取较少勇猛武将剧也是与此相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