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粮食价格的起伏与波动影响着王朝统治的稳定，纵观历朝历代，以清朝最为重视粮食价格。自康熙以来，逐步形成了粮价奏报制，并一直延续到清王朝的灭亡。
一
康熙三十二年（1693）七月，苏州织造李煦作为康熙帝的耳目向皇帝上奏《苏州得雨并报米价折》，奏报中称：
“目下米价亦平，粗者七钱上下，细白者九钱、一两不等。民情安堵，共庆天庥。臣无地方之责，不应渎陈，仰见皇上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之至意。敢就所知，谨以奏闻。”
在这里，李煦有“臣无地方之责，不应渎陈”之语，可见那时尚无织造奏报粮价之制。但李煦此举深得康熙帝的好评，他在朱批中写道：
“闻尔所奏，少解宵旰之劳。秋收之后，还写奏帖奏来。凡有奏帖，万不可让人知道。
当然，康熙帝了解江南粮食价格的主要渠道并非是三织造。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康熙帝在一道谕旨中称：“朕闻广东米价腾贵，每石卖至一两八九钱至二两不等，将军管源忠亦因米贵具折奏闻。”由此可见，当时康熙帝了解地方粮价的渠道应该是各省八旗驻防将军。
到了乾隆元年时，乾隆帝曾有谕旨：
“各省督抚具折奏事时，可将该省米粮时价开单就便奏闻，不必专差人来。”
这道谕旨说明，乾隆元年之前，各省督抚已有奏报所属地方粮价，并常专差奏报。此后，督抚奏报粮价的制度形成定制而延续下来。
从现存的档案资料来看，从康熙后期至道光初期，粮价的奏报主要途径大致有以下几种：
1，总督巡抚例行奏报外，布政使、按察使分别奏报；
2，漕运总督与两淮盐政具奏；
3，八旗驻防将军的奏报；
4，各省提督、总兵也有奏报之权；
5，税关监督的奏报；
6，织造的奏报；
7，官吏出任、赴任与觐见皇帝的奏报。
清朝前期，皇帝对于来自各种渠道有关粮食价格的奏折多为亲自批阅，不假手于人。现在保存的道光以前的大量朱批雨雪粮价的档案，可以证实这一点。如乾隆六十年，乾隆帝已是八十五岁高龄，仍亲自批粮价奏折，发出相应的谕旨。
时任贵州布政使贺长庚奏报地方粮价，乾隆帝认为：
“米粮时价原系长落无定，况该省现有军务，各属粮价未能平减，今该藩司一律填注中平，与上月相同，只一二处各不同，未免疏忽，未足凭信”。
可见，乾隆晚年对地方官吏的奏报并未全然相信，还能发现、提出一些问题，以防粉饰、疏忽之处。这也说明当时虚报、粉饰之情相当严重。
二
清朝统治集团对于各地粮价出现波动，早期或多或少能采取一定的行政、或经济措施加以适当调节，稳定粮价，这也是康乾盛世的一个重要因素。
调节地区间的有无，促进粮食流通，是解决生产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一个重要措施。乾隆十三年五月，清廷采纳一位御史的
“请饬各省，除边门海口，原应巡查毋许透露外，其内地务宜流通”
的建议，通行各省督抚，允许粮食流通。乾隆十四年，江苏豆价一度上升，清廷令山东巡抚查照旧例，听商贩豆，由海运至江苏。
“加意调剂”是清朝经常采用的办法。乾隆十六年，浙江歉收，为此“广开海禁”，准许粮商贩卖粮米至温州、台州、处州等地。
对于灾区、歉收之地方，清廷更着意调剂。清政府曾规定对贩运米豆至灾区者，免纳关税，以期商贩粮食，而裕民食。但因需验票，出现“胥吏需索，倍于纳税”，只得取消免税之优待，照旧收税。
清朝另一平抑粮价的重要手段是在各州县广泛建立常平仓。康熙十八年起，乡村立社仓，市镇立义仓。康熙四十年曾明谕：
直隶各州县虽设有常平仓收贮米谷，遇饥荒之年，不敷赈济，亦未可定。应于各村庄设社仓，收贮米谷。
各省州县常平仓贮谷之数，根据州县大小、人口多少而有所不同。朝廷对劝谷建立义仓者给以不同的奖励。如“富民能捐谷五石者，免本身一年杂项差徭，有多捐一倍、二倍者，照数按年递免。捐谷四十石，令州县给匾；捐谷六十石，令知府给匾；捐谷八十石，令本管道给匾；捐谷二百石，督抚给匾；捐至二百五十石者，咨吏部给与义民顶戴，照未入流冠带荣身，凡给匾民家，永免差徭”。
雍正、乾隆时期，还曾提高奖励。乾隆曾规定：捐谷十石给以红花，三十石奖以匾额，二百石者具题九品顶戴，三百石者八品顶戴，四百石者授以七品顶戴。
常平仓、义仓的粮食，分别留本州县村镇备赈，调剂丰歉。显然，清廷的这一举措，对平抑粮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清朝在道光以前，对各地奏报的粮价，如有昂贵还能依据财力与国家行政手段，采取各种对策，使粮食价格保持着相对稳定。那么，在道光以后，皇帝对于各种奏报粮价折很少有具体的批复，几乎是千篇一律的“知道了”三个字，甚至连这“知道了”三字也假手于人，并非皇帝亲笔，“奉旨知道了”，“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
清皇室与中枢集团的腐败，使得多渠道的粮价奏报制在道光以后几乎不存在。除总督、巡抚的例报外，其他官员很少有奏报粮价之事。即使具有奏报粮价之责的督抚也常是敷衍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