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代官戒大量出现的原因
唐朝是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拥有着封建社会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许多封建社会的典章制度也是在唐朝开始完善，并被后世所沿用的。
唐代的政治制度将政府机构按职能分工加以调整，形成了一套政务处理的制度，建立了健全的官僚体系，也制定了相对完善的封建法律。有了这些法律和制度，才能让唐朝形成了较完整的官吏管理办法，保证王朝的正常运转。
但是法律并不能将触角延伸到官员的品行的监管上。比如官员的忠诚度，影响官员施政的官员间的矛盾，官员的私心之类，就不是法律能够发挥效力的“死角”。还有一些官员施政中的不良现象，没有达到触犯法律的高度，也没有必要通过法律加以处罚。所以面对这些问题，唐朝的统治者就发挥了“官戒”这个武器的长处，通过“官戒”的形式来调整和补充法律法规以及制度的不足，对出现的具体问题加以针对性的警敕和诫励，来进行官员的管理，达到规范官员行为，预防官员犯罪的目的。
唐朝的法律有四种形式，分别是律、令、格、式。其中的 “律”，是针对犯罪的；“令”是一种国家制度，“格”是百官有司的常行之事；“式”是百官常守之法。官员因贪污、擅权等行为触犯了法律，通用“律”来处罚。而“官戒”是一种针对官员行为进行规范的“格”，可以现实情况和需要随时调整，随时颁布，有着相当大的灵活性和针对性。
唐朝以儒家思想治国，重视道德的建设和道德的作用。“以德治国”是唐朝治国之本，时不时对官员进行道德上的劝诫和教化，可以保证官员对皇帝的忠诚，保证官员队伍的清廉，预防官员违法，是一种柔性的约束，也是体现“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司法思想。
唐朝这种“以德治国”的思想，来源于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所以《唐律疏议》明确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写进法律，认为刑和罚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还是预防。
唐朝中前期，君臣之间的关系总体还是比较融洽的。李世民就多次于手下大臣讨论过隋朝亡国的原因，将大臣“惟行谄佞，苟求悦誉”，一味不指出皇帝之失，只会拍皇帝马屁当做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李世民对大臣们说，我要时时勉励你们，让你们恪尽职守，实现君臣互戒。这是封建社会所追求的理想君臣关系，是唐朝制定大量官戒的基础。
四、官戒对大唐吏治的作用
唐代官戒由皇帝亲自撰写或以皇帝诏敕形制颁布,这种形制使得“官戒”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官戒”成为大唐有效管理和控制官僚队伍，保持他们的高效廉洁，保证王朝的正常运转的重要武器。
唐朝首先在官员选拔上对官员的道德修养进行了规定，将官员的“德”放在“才”之上。在科举考试时，将儒家的“身、言、书、判”同时做为考试的科目，倡导士子们在做官前学习好孔孟的德行之道。在每年对官员的考评上，将“上善”分成四个等级，分别是“德义有闻”、“清慎明着”、“公平可称”、“恪勤匪懈”。
每一位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新官员，在赴任前都会得到皇帝的接见，而皇帝通常都会在这次接见中，将《官戒》发到他们手里，要求他们按照上面的要求，履行自己的使命。唐玄宗曾在这种接见中说过：“卿等每还之时，朕亦常有其诫”，他还制定了《令长新戒》以赐天下的“令长”，也就是那些县令们，并下诏说：“古先哲王，不闻好货；垂以明戒，无易纪律”。
唐文宗时，张贾为刺史，施政得体，但张贾有赌博的不良爱好，虽然并没有触犯法律，但是唐文宗还是亲自召见张贾，要求他加以改正。张贾辩解道：“臣公事之余，聊与宾客为戏，非有所防也”，文宗因此写下九个字的“官戒”送给张贾，内容是：“岂谓好之而不防事哉！”此后，张贾果然改掉了赌博的毛病，成为一代名臣。
就是对待一些功勋卓著的大臣，唐朝统治者也希望他们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要骄傲自满，经常也会在赏赐他们的同时，向他们颁发“官戒”，要他们戒骄戒躁，继续保持良好的作风。武则天就曾在多次奖赏有功之臣时，将“官戒”绣在赏赐官员的锦袍上，其内容多以“德政惟明，职充思平。清慎忠勤，荣进躬亲”或者“廉正躬奉，谦感忠勇”之类诫勉之辞，在肯定他们清正廉明和忠君勤政的同时，又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官戒在治吏中的作用
吏治建设是封建社会政治建设中的大事，一个王朝吏治的好坏，不仅反映这个王朝的政治状况，更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凡是吏治清明的时期，王朝就充满活力；凡时吏治败坏之时，往往政治黑暗，社会动乱。所以吏治与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安宁和王朝的兴亡，有着极为重要的联系。
人是有欲望的动物。特别是封建社会的官僚们，往往不将百姓的民生放在心上，追求奢侈淫靡的生活。唐朝前期的君主，基本上都能做到以身作则，提倡节俭，对官员的要求也是节俭为主，杜绝奢华之风。所以在皇帝的以身作则和不断的“官戒”之下，官风总体比较清廉，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这样的清明之治。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朝承平日久，一些问题就相继出现。这时很多官员因循守旧，尸位素餐，纲纪也逐渐败坏，一些官场上的弊习也越来越多。唐玄宗前期的开元年间，注重吏治，经常以官戒训诫官员；但是天宝之后，唐玄宗本人骄奢淫逸，重用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吏治极为败坏，终于引发了“安史之乱”，使得大唐由盛转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