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唐肃宗、宣宗、文宗等皇帝都比较重视吏治建设,唐文宗更是对全国的刺史和县令发布了“官戒”,要求他们“无嗜博,无饮酒”;唐文宗也要求官员们“事有非便,文有不该,即当厘革”,对长期存在官员中的赌博、嗜酒和浮夸冗文等不良现象进行了劝诫,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只是此时唐朝国力已衰,已不能扭转整个局势了。
以“安史之乱”为界,唐代官戒的发布呈现前密后疏、前多后少的态势。前期唐朝拥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较为清明稳定,皇帝们也能励精图治,重视吏治,注重加强对官吏的管理,经常针对官员中的不良现象进行警敕和戒励,保证了前期吏治的清明;但是唐朝中后期之后,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割据,宦官弄权,党争不断,政治一片混乱,王朝陷入内交外困之中。虽然唐朝中期的几位皇帝也发布过“官戒”。但是在积弊已成,政治环境恶化的情况下,效果并不显著。
六、官戒对后世的影响
唐代之后,五代和宋基本继承了唐朝的制度,包括治吏的“官戒”做法,也成为这些时代皇帝们诫励大臣的一种常用手段。
特别是宋代,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封建王朝,继承了唐代的皇帝诏令制度,并将唐朝的“官戒”由“格”升格为“诏书”,提高了“官戒”的等级。
宋代官戒主要针对官员中的畏难规避现象、官员将私人矛盾带到公务中的现象、官员不负责任以及官员懒政怠政的现象。宋朝的《诫饬》中多次记录了皇帝们针对这些现象发布的诏书,上面明确写着“自是有此类,达朕听闻,当遣推穷,严加谴斥,屏诸以远,以戒饶浮”。
宋朝对官员极好,官员的待遇是历史最好的。所以皇帝们经常会以口头形式对大臣进行劝诫,也算是给大臣们保留颜面。宋代将军出征前,皇帝往往会告之他们“勿以左右小辈妄裁政事,须与宾佐官吏商量。朕赏罚无私,汝宜听之”,为这些出征的将领们打上一针预防针。
吏治建设对于任何朝代来说,都是一项庞大而系统的工程,也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唐代建立了完整的政治体系和官僚制度,也有着齐全的法律,但是这些制度中也存在一些局限。特别是对人的管理上,不可能以法律去规定人的方方面面,所以在“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环境下,通过“官戒”,对官员进行预防和规范,是对官僚管理体系的一种有效补充。
相比于刚性的法律,“官戒”是一种柔性的警戒和规范,有着灵活、针对性强的特点。这种柔性,使得它在执行过程中,往往效果超过法律,能更好的被官员遵循。
“官戒”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的吏治思想和经验,到今天也还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能为今天的官员管理制度提供经验。今天的官员诫勉谈话,就是某种意义上的现代“官戒”。这种古老的制度,到今天仍然在发挥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