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代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和官僚体制的成熟期，官僚队伍庞大，统治机构日趋复杂，对官员的管理成为唐朝统治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唐代不仅建立了以科举取士的选官制度，还对官员的考核、升降、监察有着一系列完善的管理制度。为了“以法警戒群吏，令修职事”，皇帝还经常发布“官戒”以及“官箴”对各级官员进行警敕或者戒励，目的也是督促官员廉洁自律，恪尽职守。
“戒”在古代是一种君主自我警戒的文体，后来才发展成用于君臣、父子之间的一种戒励形式。它分为“官戒”和“家戒”两种，前者是君主对百官的戒敕，后者是父亲对儿子的戒励。“官戒”就是封建社会皇帝对各级官吏为政的道德和行为的警敕和戒励。它与“官箴”的区别就是前者通过皇帝颁布的警敕，主动的向官员提出警示，防止官员违法行为的发生，重点在“警”；而后者主要是要求官员提升自我修养和约束，重点在“劝”。
一、“官戒”的起源和发展
“官戒”是伴随国家和官吏的产生而产生的。自从国家出现后，产生了一批管理国家和人民的官吏，随之也产生了如何对这些官吏进行管理的问题。对统治者来说，绝不希望看到官员出问题被处理，而是希望通过赏与罚的手段，以及日常不时的警敕和诫励，去规范官员的行为，防患于未然。这就是“官戒”产生的历史背景。
历史上最早的“官戒”是周代的“四方戒”。它由短短四句话组成，内容是：“各修乎乃事，考乃职事。无敢不敬戒，国有大刑”。虽然过去了三千年，但我们仍然能从这短短十八个字中，看到当时统治者勉励官员们恪职奉公的拳拳之心，并以“国有大刑”四个字对官员进行警诫。
秦朝统一六国，建立了专制主义的封建中央集权体制，形成了以皇帝为中心的官僚统治体系。皇帝对国家和人民的管理，是通过一级级官员去实现的，皇帝希望各级官员都能廉洁奉公，去执行朝廷的政令，因此时不时对官员进行警示和训诫，是非常必要的。秦始皇就委托丞相李斯颁布过一篇《为吏之道》，虽然具体内容已经失传，但是从诏书的名字可以看出，这是一篇劝诫官员做好官、办好事的诏令，对官员的品德提出的具体要求。
到了汉朝，这种警诫官员的戒书与策书、制书、诏书一起，成为汉代皇帝颁布的四种文书之一，具有了法律上的效力。汉武帝时太尉杨仆带兵出征，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不听武帝的战略安排，汉武帝便发了一道“戒书”给杨仆，内容是“令之不从，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间，可得信乎？”，希望他能服从命令，按照事先制定的战略部署进兵。这道戒书并不是治杨仆的罪，而是对他的行为进行劝勉，希望他引以为戒。这种方式，可以使在外的将领更加容易接受，也会让他们体会到皇帝对自己的殷殷期望，从而受到激励，收到良好的效果。
从汉至隋的八百年间，“官戒”一直是皇帝诏令文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收效很好的治吏措施。正如《文心雕龙》所云：“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到了唐代，“官戒”的范围越来越广，成为皇帝御下的一种重要方式。
二、唐代官戒的内容
唐代官戒对官吏进行的警敕和戒励，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官吏为政道德，也就是官德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对官员在行政活动中一些不恰当的行为进行警敕和戒励。
武则天的《臣轨》是唐朝一道著名的官戒。它由序文、正文和论三部分组成，包括了同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诚信、廉洁、慎密、良将、利人十个部分，几乎涵盖了臣子行为的方方面面。《臣轨》与唐太宗的《帝范》齐名，分别是唐朝对臣子和皇帝行为的约束。《臣轨》以儒家传统道德观念为基础，论述为臣者正心、诚意、爱国、忠君之道，武则天希望这道诏令能成为臣子的座右铭，成为士人学业的读本，永远维持大唐的封建统治万年不倒。
一般来说，皇帝颁而的“官戒”内容以要求臣子们忠君爱民，为官公正为主。要求臣子“事君以忠正为基”，不去刻意迎合君主，不因功求赏，不因劳望报，知无不为，“务有益于国，务有益于人”。要求臣子慈惠百姓，除末作，兴农功，劝导百姓重农务农，发展生产。要求做官者“忍所私而行大义，理官事而不营私家”，做到清正廉洁，公正无私。
有些官戒对臣子的个人品行也提出了要求和期望。比如唐玄宗的《令长新戒》就要求为断者“理官莫若平，临财莫若廉，不求非其有”，并例举了历史上一些名臣的例子，鼓励官员们保持清正廉洁的品行，不谋私，不枉法，“修身正行”，并用非常直白的语气告诉官员们，只要你们“终生无过”，便可以一生一世“享其荣禄”。谆谆教导之心，溢于纸外。
也有一些官戒是针对某一类现象而发布的。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重视纳谏的皇帝，他特别希望臣子能针对他为政的得失，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但是并不是每一个臣子都像魏征那样敢于直谏，很多新提拔上来或者新进入官场的官员进谏不积极，所以唐太宗在贞观二十年向这类大臣下过一道特殊的“官戒”。在这道官戒中，李世民告诉这些大臣，“谏者，所以匡君于正也”，“扶危之道，莫过于谏。是以国之将兴，贵在谏臣；家之将兴，贵在谏子”，告诉这些人，“君有过而不谏者，忠臣不忍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