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又称荆、荆楚，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位于长江流域，大概包括现在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份。《史记·楚世家》中记载，周成王时期，册封楚人的部落首领熊绎为子爵，建立楚国。
楚国幅员辽阔，物产富饶，国力强盛，华夏文明和蛮夷文化在这里交融汇合，因而诞生了辉煌灿烂的楚文化。而其中最为瞩目的就是楚国的音乐——高山流水，清响绝尘，是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典范和奠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楚国故地的考古发掘层出不穷，特别是九连墩战国古墓群和随县擂鼓墩古墓的发现，出土的楚国乐器和文献表明当时楚国的音乐已经站在了世界的巅峰。
楚国音乐遗世独立，独步世界，有着独特的发展和兴盛历程
楚国的巫文化对音乐艺术的产生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楚辞章句》："楚国沅湘之间，其俗信鬼好祠（信奉鬼神而又喜好举行祭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祭祀时一定要有鼓乐、歌舞助兴），以乐诸神"。
楚国尚巫，在楚国人的心目中，巫既统治神界掌握神权，又兼管人间精通医祝。巫文化造就了楚国人对于自然神灵的虔诚膜拜与浓烈的浪漫情怀。
楚国人认为神与人民都存在于现世当中，人民之中"精爽不携贰"，"又能齐肃哀正"的就是神明降临的象征，这类人就被称为"巫"他们既能上通天意，祷告、占卜，又能惠及凡人，治病去灾。
巫风与神话必然造就艺术思维的萌芽，而音乐就是最初的艺术形态，音乐对于楚国人的精神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
楚国音乐萌芽早、发展快、品类全，可谓独步天下。早在西周时期，楚国就有了音乐的萌芽，有楚公家钟和楚公逆钟等乐器可以作为实证。文献记载楚国大夫伍举规劝谏楚灵王切勿沉湎于声色犬马时，就以"金石匏竹"来指代八音。
这就说明当时的楚国音乐已经"土（埙）、木（筑，梆子）、金（钟）、石（磬）、革（鼓）、丝（琴、瑟）、匏（笙）、竹（篪）"八音俱全。在八音之中楚国人对"钟"可谓情有独钟，王公贵族和权贵阶层无不以钟乐陪葬来向后世宣告自己高雅的品位素养和高贵显赫的家世。
春秋时期，楚国政府已经专门设置乐官，来掌管祭祀鼓乐相关的国家事务。例如有人世代传袭"泠人"也就是乐官这一职位。古籍文献当中泠人、乐尹、乐师扈子等都是指以司乐为职的乐官。在专业乐官的管理下，楚国的音乐水平得到持续而稳定的发展。轰动世界的曾侯乙墓，解开了楚国音乐尘封千年的光辉历史
1978年发现的曾侯乙墓，较为全面地折射出楚国音乐的水平，古代的"八音"，曾侯乙墓出土的有六类，即金、石、革、丝、瓠、竹等，共计一百二十四件。这些出土遗物展示了曾侯乙乐队的庞大阵容，更证明楚国音乐的发达强盛。
曾侯乙编钟是我国迄今出土的先秦编钟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意义也最重要。其中的镈钟不仅音质优雅，而且还保留有宝贵的铭文，记载了这件变种是楚惠王五十六年所制，是宗庙对曾侯乙进行祭奠和享祀的专用礼器。
除了钟磬，曾侯乙墓还出土了其他乐器，如五弦琴、十弦琴、排箫、瑟和篪等等。这些都是十分古老的楚国乐器，有些只能在古代典籍上找到，例如排箫，在楚国被称为"参差"。
《九歌·湘君》中提到"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墓中出土的实物是由十数根长度不一的小竹管组成的，为后世的音乐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然而还有些乐器失传已久，甚至连名字都无处考证，实在是一件憾事。
例如乐器篪。关于它的模样和构造，郭璞注《尔雅·释乐》记载："以竹为之，长尺四寸，围三寸，一孔上出……横吹之。" 更值得一提的是梁架的装饰。承托横梁的是六具精致的铜人，他们也是我国考古首次发现的铜人。
铜人身着长袍，束有腰带和佩剑，造型庄重沉穆。与饰有蟠螭的横梁相互辉映，使得整个编钟梁架更加雄伟多姿，突出了其极为隆重宝贵的地位。
楚国音乐是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起源，对后世的民乐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春秋战国时期，各个民族和部落之间不断融合交汇，楚国作为南方最重要的民族融合中心，开始潜移默化地汲取别族音乐文化的养分。
《文选·宋玉对楚王问》中提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通俗歌曲），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受众群体广泛）。其为阳阿、薤露（较为高雅的乐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人数逐渐减少）。
其为阳春、白雪（最为高雅的音乐），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受众寥寥无几）。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这就表现出了楚国音乐民族性融合性的特点，是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起源。
《下里巴人》是各民族杂居地区耳熟能详的通俗流行歌曲，唱起来载歌载舞，场面热闹。而《阳春白雪》等歌曲，难度较大、曲调高雅，只有少数人能够演唱。这种情况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楚国作为音乐之邦，夷夏并存，百花齐放，雅俗共赏，和而不同。正是楚国人这种开阔的胸襟和华夏一体的融合精神，为后世的民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