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问题，之前有一朋友发表自己的高见，说：一来是因为北方汉人保持了大汉王朝尚武的精神；二来是大汉王朝逐渐弱化了分封制，消除了藩王作乱的制度基础。
这个理由能站得住脚吗？肯定是不能的！
一
五胡乱华，乱的是哪里？是中原，是北方！那么东汉末年、三国初期的中原汉人当真尚武吗？我们来看《后汉书·郑太传》中的一则记载，便可略知一二了。
公元190年，袁绍作为关东诸侯联军的盟主，起兵讨伐董卓，董卓害怕，便要大征兵。当时群臣都不敢反对，只有郑太担心董卓大征兵后，实力更强，更加难以制服，所以就说出了当前形势，并加以曲解误导董卓，告诉他没必要，仅凭现有的力量就足够了。
在郑太的话里，首先就说到了中原百姓不尚武，打仗能耐都是扯淡的，“然光武以来，中国无警，百姓优逸，忘战日久。”意思就是说，从刘秀当皇帝开始，中原百姓到现在已经安逸好久了，早都不知道打仗是怎么一回事儿了。试问，这样的百姓算得上尚武吗？
那么刘秀究竟做了啥，使得中原百姓丢弃了尚武的精神呢？《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同样说得很清楚。
“（建武六年）是岁，初罢郡国都尉官。”意思就是，把主持地方军务的都尉官全部给裁撤了。
接着“（建武七年）三月丁酉，诏曰：‘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国家有精悍勇猛的军队，地方上就没必要组织地方部队了，打仗是朝廷的事，跟百姓没关系。
郑太还说了：“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而明公拥之，以为爪牙，譬驱虎兕以赴犬羊。七也。”这是说明的是，董卓都依仗的是哪些人，其中所谓的“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都是自汉武帝之后，被西汉王朝收拾得服服帖帖的人群，可到东汉末年却成了“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了。
由此可见，东汉末年中原百姓打仗的能耐比起西汉时，大大退化了，对早先被征服的族群都害怕得要死。打仗能耐退化的原因可不就是不尚武吗？
所以说，这第一个原因根本不成立。
二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原因，说是大汉王朝逐渐弱化了分封制，消除了藩王做乱的制度基础。这个观点认为，五胡乱华是“八王之乱”的结果，如果没有司马炎的分封制，也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果真如此吗？西晋固然有“八王之乱”，可无独有偶，西汉王朝最初不是也奉行的分封制？汉景帝时期，也曾酿成过一场规模浩大的“七国之乱”。那时的西汉怎就没被这场大变乱给弄得崩分离析呢？
不要以为西汉时期的“七国”没能耐，也不要以为当时的西汉就没有夷狄虎视眈眈。
首先，就西汉国内来说，带头造反的吴王刘濞，其能耐绝对要远大过西晋的“八王”。刘濞在做吴王的四十二年时间里，“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其经济实力未必就次于西汉中央政权。还有他的地盘“五十馀城”，外加一个地盘“四十馀城”，实力不俗的楚国做帮凶。
可为何这次大暴乱就没能把汉景帝掀翻在地呢？
其次，当时的草原上还有个实力强劲的匈奴帝国。匈奴从冒顿单于开始崛起兴盛，“控弦三十万”，这股势力同样绝不输任何“五胡”势力的初起实力。那这股势力为何没有趁乱冲进中原，蹂躏华夏呢？
所以说，把“五胡乱华”的原因只是简单的归结于“八王之乱”，是不是太无知了呢？
三
既然根本原因不是这，那究竟又是啥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这两个祸根：晋惠帝司马衷是个白痴；清谈误国。
第一个无需多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白痴，才会有贾南风的乱政，从而开启了“八王之乱”。至于第二个，当时西晋的官场是，一边奢谈名教与自然“将无同”，一边却又穷极奢侈享受，名士与高官合为一体，而变乱就在这种风气中孕育出来的。此种风气不到西晋最后灭亡，都不带终止的。
而这两个祸根，西汉一个都没有。反倒是西汉的运气实在是好得出奇：汉景帝是个十分厉害的角色，“文景之治”中就有他的一份功劳；削藩增强中央对全国的控制，都为后来汉武帝打匈奴奠定了基础。
反观西晋，且不说司马衷了，就说司马炎，“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这样的做法，不要说紧急时刻抽调地方部队抵御外敌了，就是地方追捕强盗怕是都没人；灭了东吴之后，顺带将其后宫中的数千名女人也一并收了，女人多到都不知道每晚该去哪里睡觉的地步，于是就坐着羊车随处走，走到哪里算哪里。
还有石崇和王恺的斗富，这个司马炎居然也要给王恺助阵，当真是个末世光景，就算没有“八王之乱”，怕也一样有“五胡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