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后期，由于司马氏夺权专政，曾使得掌握军事重镇寿春的统帅先后发生了三次反抗司马氏的兵变，史称“淮南三叛”。这三次分别是公元251年的王凌之叛，公元255年的毋丘俭、文钦之叛，以及公元257年-258年间的诸葛诞之叛。
这三次叛乱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而且还很迅速，这究竟是为何？理由很简单。
一、没有明确的目的和号召力
三次叛乱，怎么说都是地方反抗中央的行为，所以说一个好的理由和借口是很重要的。
比如汉朝就曾发生过“七国之乱”，其目的就是为了夺取中央政权，但口号却是“清君侧”。这口号威力有多大呢？叛乱刚起，朝廷就迫于压力将提出削藩的大臣晁错腰斩了。后来的朱棣起兵反抗侄子建文帝，提出的口号依旧是“清君侧”，同时还将自己的军事行动定性为“靖难之役”。
要知道当时朱元璋早已将诸多能领兵打仗的将领都杀了，而朱棣自己本身就实力不俗，又肩负抵御蒙古大军的重任，朝廷中根本没人是他对手，可他为何还要给自己找借口呢？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来支持自己。
我们再来看“淮南三叛”中他们的表现。
其他两次就不说了，毋丘俭倒是找了个对象司马师，可他却假传太后懿旨，要知道当时太后就在司马师手上控制着呢，这种借口能够维持多久？再者说了，既然是讨伐司马师，就应该联络更多高级的大臣将领，可他只有一个文钦。对于普通士兵就更是如此了，很多人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反倒像是被胁迫着去干自己并不情愿的事情一样。
二、军事上准备不够充分
第一次叛变，王凌是和自己外甥令狐愚一起的，这令狐愚是当时的兖州刺史，可没多久令狐愚就死了。这样的话，王凌手中的一部分兵马就没了，后来王凌打算趁着东吴有军事行动的机会向朝廷要兵，但他不知道令狐愚手下的部将已经投靠了司马懿，所以计划落空。
后来他又想借助接任令狐愚的那个新兖州刺史，结果正是此人揭发举报了王凌。这样的局势下，王凌之叛能成功也真是见鬼了。
第二次叛变，毋丘俭倒是动员了五六万的大军，可这些军队都是被胁迫来的，他们的家属都还在北方，毋丘俭并没有对他们进行很好的战前思想动员，更别提什么军事计划了。所以一到项城就不知道该干啥了，完全一副打到哪儿算哪儿的态度。
第三次叛变，诸葛诞虽说动员了数量巨大的军队，有十五六万人之多，可这些人除了屯田兵外，就是一些刚招募来的农民新兵，完全就形成不了战斗力，而且在军事上同样没有目标，只要求困守寿春城就好。这样的叛变，失败也是必然的。
三、叛变动机不纯，都是个人野心膨胀
表面上一个个都喊着是为了捍卫曹魏皇室，实则不然，除去自保的成分外，更多的还是个人的野心膨胀。
第一次叛乱的王凌，认为应该立有能力的曹彪为帝，可曹彪却呆在封地动都不动，直到事后被司马懿处死。还有他最为倚重的力量令狐愚死后，他应该收敛隐忍，可第二年天上出现了所谓的“祥瑞”天文现象，更加坚信了他起兵造反的信心，认为这位将要“突然显贵的人物”就是自己。
第二次叛乱的毋丘俭虽说是曹魏的忠臣，可他依靠的将军是文钦。
文钦这个人骁勇善战，立有很多战功不假，但他冒功求赏，得不到满足就容易心生怨恨。皇帝用这种人可能是迫于形势，但你一地方官拉拢这样的人，怕是别有用心吧？而且毋丘俭起兵是在曹芳被废的第二年，原因并不是曹芳被废，而是因为天上有彗星出现，毋丘俭和文钦都认为这是自己的祥瑞。
尤其是文钦，兵败后就投降了吴国，难道说这也是为了曹氏皇族？
第三次叛乱的诸葛诞更是操蛋了。当初毋丘俭反叛就曾找过他一起，可他却率先举报了人家，再加上后来平叛毋丘俭有功，还升了官，当了大将军。军权在握的诸葛诞开始用公物收买人心，蓄养死士。
有这样行为的诸葛诞，反叛不过是迟早的事儿。更何况在起事前他就和吴国商量好了，将自己两个儿子送去了吴国，这也能算是为了曹魏吗？
所以说，这三次叛乱说到底就是狗咬狗，一嘴毛。既然如此，那么实力相对弱小的狗迅速败下阵来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