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可以代表当时制车工艺的顶峰。通过对已经修复的两辆铜车的研究，可以发现其性能在许多方面已经明显地超过了先秦时代的车辆。这两辆铜车都注重改进车轮的结构，以提高行驶速度。从车轮的形制看，不仅着地面窄，有利于在泥途行驶，设计者还巧妙地利用离心力的作用，使车轮在行进时不易带泥，并且在毂的结构上有所改进，以减少摩擦，并且能够储注较多的润滑油，使得车行比较轻捷。
秦始皇陵铜车马
秦汉时期，随着车辆制造技术的进步，一些传统车型得到改进，适应不同运输需要的新的车型也陆续出现并且逐步得到普及。例如四轮车、双辕车、独轮车的普遍应用，都对后世车辆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双辕车和独轮车的推广，对于促进交通事业的发展意义尤其显著。
汉武帝时代养马业的空前兴起，是以对匈奴用兵多使用骑兵为背景的。而事实上马政的相应发达，则全面地推进了社会交通能力的总体进步。秦汉时期，大量的驴、骡、骆驼等西方“奇畜”作为驮负和引车的动力引入内地经济生活，也成为当时交通得到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隋唐时期，是秦汉时期之后中国文明进程中的又一个高潮时期。
在尚没有过江灭陈，统一全国之前，隋政权的主持者就以古邗沟为基础，开山阳渎，沟通了山阳（今江苏淮安）与江都（今江苏扬州）之间的运道，后来又整治取直，使江淮间的航运不再绕行射阳湖。隋文帝开皇四年（584），以渭水水量大小无常，组织力量另开漕渠，引渭水，大略循汉代漕渠故道，东至潼关入黄河。隋炀帝大业元年（605）三月，诏令动员河南、淮北民众前后百余万人，开凿“通济渠”，沟通黄河、淮河水运。同年，又动员淮南民众10余万人疏浚、改造邗沟，取代山阳渎，沟通了长江、淮河水运。大业五年，隋炀帝又命令开凿“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800余里。河道宽10余丈。大业四年，隋炀帝命令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北抵涿郡。在隋炀帝当政时代，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南到余杭的大运河终于全线建成。这是中国最长的运河，也是世界迄今为止最长的运河。全长4千华里的南北大运河的开通，对于当时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唐代的商运已经相当发达。白居易《盐商妇》诗所谓“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以及刘禹锡《贾客词》诗：“贾客无定游，所游唯利并”，“行止皆有乐，关梁自无征”等，也都形象地记述了当时商人往来千里，辛苦经营的生活景况。商人的活跃，促成了特殊的交通现象。大的都市，往往商船四方荟萃，远帆云集。据《旧唐书?代宗纪》记载，广德元年（763）十二月辛卯这天，鄂州（今湖北武昌）大风，“火发江中，焚船三千艘。”一次江中火灾竟然焚毁3千艘船舶，可见在较大的商港，商运力量之集中。
宋代造船业的设计能力和生产能力，都已经达到新的水平。“车船”的出现，可以看作体现这一历史进步的例证之一。《宋史?岳飞传》记载了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岳飞和杨么在洞庭湖水战的情形，说到杨么率领的洞庭湖水上义军，曾经使用过一种叫做“车船”的特型战船，可以“以轮激水，其行如飞”。“车船”的发明，其实最早见于《旧唐书?李皋传》。据说李皋设计的一种新型战舰，两侧各装有轮桨，军士用脚踩踏，带动轮桨转动，可以乘风破浪，快速如飞，如同张满风帆一样。唐代的“车船”，具体形制我们已经无从明确知道。而在宋代，“车船”的应用，又有更频繁的记载。
宋代造船业的成就，是由造船技术的总体性的进步得以体现的。宋人张舜民在《画墁集》卷八曾经说到当时内河航运使用的一种“万石船”，可以载钱二十万贯，载米一万二千石。这种大船中部宽，舱容大，稳性好，首尾稍狭，可以减少阻力。因为船型短，材料所受弯曲力矩小，因而增加了强度。《清明上河图》中我们所看到的货船形制，正是如此。
宋元时代，是我国海上交通最为繁盛的历史阶段。中国的造船工艺，曾经对欧洲以及世界各国的航运发生过积极的影响。
元代国家疆域空前辽阔，当时行政管理、军事调度、经济往来、文化交流，都以邮驿系统作为基本条件。元代邮驿制度和邮驿组织在中国邮驿发展史和世界邮驿发展史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元代经营的驿路，总里程已经难以确知。以元帝国的疆域而论，远远超过偏安东南的宋朝，与分别强盛一时的汉唐相比，也远为宏阔，在以元大都为中心的密集的交通道路网中，驿路东北通到奴儿干之地（今黑龙江口一带），北方则通到吉利吉思部落（今叶尼塞河上游），西南通到乌思藏宣慰司辖境（今西藏地区），联系地域之广阔，为前代所未有。
明代的国内商运得到空前的发展。闽商李晋德编撰的《客商一览醒迷》和徽商黄汴编撰的《天下水陆路程》，都是便于使用的商运交通指南。这些专用书籍的问世，也是当时交通进步的反映。
清代的交通系统，在联络的幅面和通行的效率等方面，体现出超过前代的优势。当时的交通干道，称作“官路”或“官马大路”。清代的这种“官马大路”，以京师为中心，主要分为官马北路、官马西路、官马南路、官马东路几大系统。清代的官马大路具有比较好的通行条件。以皋兰官路为例，同治年间左宗棠西进，为了保证军队和物资的转运，曾经调集大量民力修治这条道路。当时修筑的路基，依地形条件而异，宽度为3丈至10丈，最宽处为30丈，大车往来可以通行无阻。官路两旁，5里筑一小墩，10里筑一大墩，作为里程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