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泱泱大国，在封建社会时期更是数次出现昌平盛世，其国力之强盛在当时几乎没有国家可与之争锋。但凡事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繁荣毕竟只是一时的，若没有变革，只是一味的吃老本，那么必然会走向衰弱。
士农工商，封建社会以商为下等，在世界各国都开始变法维新，大力发展工商业的时候，我国不仅没有紧随时代潮流，反而变本加厉的抑制商业发展，甚至开始闭关锁国，一代强国就这么走向末路。
其实，在清朝的时候有数次机会可以摆脱这种困境，变得更加强大的，只可惜因为种种原因，一次又一次的错过了变革的机会，才变得懦弱不堪。
这第一次机会是在顺治时期。
1649年英国发起了资产阶级革命，发展工商业成为世界潮流。与此同时，我国乃是顺治六年，清朝此时正是刚入关没几年需巩固政权的时候，但顺治帝及皇太后对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仍十分重视，顺治因此有机会得到西方的讯息。
汤若望是耶稣传教士，明朝末年的时候他参与了天文推算，还设有一馆在今天的宣内南堂。顺治年间，他先是掌管了钦天监事，并奉命修著颁布了《时宪历》，经此一事，他得到了太常寺少卿的头衔，后来他还成为朝廷命官。
虽是外国传教士，但汤若望的声望还是挺高的。他的义女是皇太后，顺治帝也尊称他为玛法，也就是爷爷的意思。顺治向他学习天文、历法、宗教等只是，甚至连治国之策都向其学习。顺治曾多次亲临汤若望府邸，或是传召汤若望，君臣二人时常秉烛夜谈，汤若望在职期间所呈奏折竟达三百多件。
爱新觉罗·玄烨之所以能够继承大统，正是因为顺治听从了汤若望的意见才定下的。可惜的是，顺治帝英年早逝，之后汤若望因便被杨光先控告而入狱，后在狱中去世。这条中西交流之路还未正式打开就被阻断。
第二次机会出现在康熙时期。
西方的传教士踏上中国的土地，同时也给皇家带来了关于西方科技的最新成果，康熙由此了解了不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技术等各种知识，他本人对此也相当感兴趣，从当时测绘的《皇舆全览图》便可看出。
他还在畅春园设了蒙学馆，此馆还被西方称作清朝皇家科学院。只不过，这都只是康熙个人的兴趣爱好而已，并没有在全国上下进行行之有效的推广，在康熙去世后，中西交流之路再次被掩盖。
第三次机会实在雍正年间。
当时全国有几百座天主教堂，天主教徒人数达到30万人。在天主教与儒家传统文化产生了冲突的时候，雍正帝选择了将天主教徒驱赶至澳门并废除天主教堂。
雍正帝到底还是个封建王朝中的皇帝，他更关注的是自己手中的皇权能否安稳，他的专制是否依然可行。于是，虽然儒家文化得到了维护，但是清朝却失去了第三次能够维新图强的机会。
第四次机会出现在乾隆时期。
英国派使团出访中国，这次却连交流都还没有开始，他们的访华活动就失败了，只因乾隆过于盲目自大，认为西方乃是蛮夷。因此，他的自大错失了西方的科技，没能知道世界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清朝没有做好迎接机会的准备，又或者说对这些机会不够上心，因此一次又一次的错过，最终使自己没落，成为了人人可欺凌的“玩偶”。但凡这四个满清皇帝，有一个能抓住变法维新的机会，也许那时的中国就能成为顶尖强国，不会遭受被他国侵略、瓜分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