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资治通鉴》与《新唐书》所记载的宇文士及“佞臣”案例真实性可疑,《旧唐书》因成书时间较早,以记实为主,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但此书却无以上案例的记载;
其次,佞臣的判断太过武断,宇文士及还达不到这个资格,例如隋炀帝时期的虞世基,此人在皇帝面前一味说好话,利用职务之便过滤掉所有负面消息,满足了绥阳帝好大喜功的嗜好;李渊宠臣裴寂,即不能举荐人才,更无治国良策,只是凭借与李渊早年的关系窃居大位,最终被李世民赶出了朝堂,很明显宇文士及与他们俩相比差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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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宇文士及的黑历史,他的两位哥哥可谓臭名昭著,正所谓近朱者赤,宇文士及很难自洁其身,另外宇文士及归唐时抛弃南阳公主,大难临头各自飞,这也是他被人诟病的一个因素;
正所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史书中的宇文士及是一位血肉饱满的人物,出身高贵、饱读诗书,深得帝王赏识;善言谈、美服饰活脱脱的一位贵族阳光少年;政治眼光敏锐,出将入相、抚国安民,像这样的人物又岂是一件未经证实的小事所能磨抹杀的?《论语》云:“巧言令色鲜矣仁”,不能因为宇文士及的善言论就把人打入冷宫,试问在皇帝面前谁能做到不察言观色,谁能做到将顺其美、匡正其恶,谁能做到慎始慎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