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中期，李林甫只是吏部侍郎，在达官显宦云集的京城，并不起眼。但善于权谋谄媚的李林甫，多方结交宫中的宦官和妃嫔，从而及时掌握了唐玄宗的喜好动态，并据此揣摩迎合，故他进呈的奏疏或回答玄宗所问之事，都极为符合上意，由此获得玄宗的赏识，进而拜相。李林甫在相位19年，独揽朝政，为所欲为，“安史之乱”与他也有很大的关系。
清康熙朝的高士奇也是个中高手，他本为打杂的小吏，后来获得康熙的赏识，入值南书房，成为了皇帝身边的亲近属官。高士奇入值南书房期间，每天都会怀揣一袋金粒去上班，若有皇帝身边的亲近太监告诉他，康熙当天看了什么书，高士奇就会酬以一颗金粒，然后他马上找出该书恶补。过后康熙如果问起，早有准备的高士奇对答也就句句称旨，极为贴合康熙心意，故他每天为康熙讲书释疑，评析书画，以应对迅速快捷、言论高妙而著称。高士奇也由此从一个从七品属官，一跃升为从二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极得康熙的欢心。
高士奇早年家贫，他并非科举出身，在朝廷以打杂为生，富贵后，有人举报他如今门前车马辐辏、冠盖如云，其收入来源不明，有受贿的嫌疑。康熙某天当面向高士奇问起，早就得到消息的高士奇从容答道，我家的每一寸布每一粒米，都源自皇上的恩遇赏赐，是京城外的官员不明真相，出于眼红，所以诬告我。一番妥帖得体的回答，让康熙听了极为满意，微笑不再问。
嘉庆初年出任两广总督的巴延三，最初只是军机处的一个司员，既无过人的本事，又气量狭隘，素遭同僚的轻视。当时正值清军与准噶尔部在西域作战，有一天晚上巴延三值班，前线有紧急军情公文送来，军机处的大臣无人在岗，巴延三遂被乾隆召至窗下，让他根据口述的命令起草公文。乾隆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通，可是第一次见到皇帝的巴延三却因紧张，股栗不止，一句话都没记下来，过后再回忆也是毫无头绪。
幸好宫中有个叫鄂罗里的小太监，人很聪明机灵，颇能揣摩乾隆之意，见状就代巴延三起草了这份公文。第二天文件送呈乾隆审阅的时候，乾隆一看很对自己脾胃，心里很满意，一再称赞，遂记住了巴延三的名字。没过几天，乾隆就对军机大臣傅恒说：“汝军机有若等良材，奚不早登荐牍？”巴延三因此福从天降，从一个六品的军机司员，被外放至陕西潼关任道台，成为了四品地方官，并因此一路升迁，最后官至两广总督。
虽然此事的进程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小太监鄂罗里之所以愿意帮巴延三，也因他有着与外官形成结盟、共图富贵的考虑。如若不然，身为内侍的鄂罗里即使再会察言观色，阿谀顺旨，也是毫无用武之地。巴延三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非常感激鄂罗里，一直称之为恩人。只不过，巴延三最后还是辜负了鄂罗里的期望。他虽然有鄂罗里这个内应，屡合上意，一路升迁，最后出任封疆大吏，可他却在任内毫无建树，并因贪黩事发，数年后即被罢归，令本以为抱上了一条粗腿的鄂罗里暗中怨恨不已。
《孟子》曰：“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意为曲意迎合君王，引他去做坏事，比助长了君王的过错其恶更甚。为求官运亨通而觇（chān)伺上意，承顺逢迎，胜于祸国。